惊天一击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第3/9页）

综上所述，这五个人都不容易形成自己的势力来对抗戴笠。而王天木就不一样了，他是东北讲武堂出身，与戴笠关系较远，而且因为华北地区军统缺乏人才，戴笠不得不让王长期独当一面。

王天木长期负责一方面的特务组织，渐渐形成自己的派系。戴笠疑心重，担心他坐大，所以对王逐渐从信任变为有所防范。抗战前，戴即派出陈恭澎到华北区“掺沙子”，让陈担任北平站站长，王任天津站站长，互相牵制。不过，陈性格宽宏，与王合作不错，所以二人合作，对军统北方的工作开展起了不错的促进作用。戴笠看到陈渐渐成熟，便将王从熟悉的华北区调出，寻衅将王关押两年，直到抗战爆发，才将其调到上海担任区长。而在上海与王搭档的毛万里又仗着有侍从室的背景专横跋扈，与王不断发生龌龊。在这种矛盾中，戴出于对王的猜忌，总是偏袒于毛。王天木心思缜密，深知戴笠心狠手辣，感到自己已被架空，担心发展下去不免兔死狗烹下场，遂于1939年投日，给军统在敌占区的潜伏力量造成极为沉重的打击。

由于王的叛变，军统北平、天津、济南各站都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特别是济南站负责人傅胜兰，原来是戴笠很器重的大特务，也被捕变节，一时军统在华北除了一些零星电台，几乎全部活动都被迫停止。

戴笠是不甘退却的顽固性格，也深知华北对整个地下工作网络的重要。因此，他在“老华北区”被破坏之后，立即组织“新华北区”，继续派遣特务北上。他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方面派遣文强、陈仙洲等武装特务以情报、破路为目的随孙殿英、庞炳勋等部队行动，进入华北开展活动。陈仙洲在军统是有名的“夏侯悖”，以善于脱险著称，多次上演过先宁死不屈，接着死中求活，最后好运出逃的冒险剧本，传奇如同电影；另一方面则调动麻克敌等训练完毕的28名华北籍特务，利用其当地的关系，补充到华北区重建北平、天津等地下站点。

1939年，军统重建北平站，隶属于华北区，区长薄有凌，区书记曾澈。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是王天木叛变北平站硕果仅存的老特务，下辖两个行动组（一个组长是麻克敌，另一个是周良辅），两个谍报组（张清江和侯化均），并有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由区书记曾澈领导。经过苦心经营，华北的特工行动又渐渐有了起色。

有些资料说此案主持人是马汉三，这有些似是而非。马汉三当时虽然在华北，但他着重对“蒙疆地区”的谍报工作，不在北平，他指挥这次行动应该是一种讹传。根据现有文献，军统在北平负责组织此行动的是薄有凌和刘文修（区书记曾澈已经牺牲）。但马汉三的确与此案有关，一方面日本天皇派遣两名特使来华宣抚的情报，是军统特务宫介梅通过华北伪治安军中的关系获得，经过马汉三呈交戴笠的。戴笠因此从重庆向军统局华北区下达指令，侦察日本特使的行动，寻机刺杀；另一方面，抗战胜利后，马汉三专门从日军档案中调出了此案的有关审讯材料并保存下来（今存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负责了殉难特务的抚恤善后，算是这个腐败凶狠的大特务做的少有的好事。

具体的行动，是由张清江的情报一组提供情报支援，而麻克敌的第一行动组进行实施。

此时，为何日本天皇会派特使前来华北“宣抚”呢？

根据各种日方史料，其原因在于天皇需要向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表示支持。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中国华北主要城市达三年之久。但是，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持续几个月的猛烈攻击给华北日军造成沉重打击。被打痛了的日本朝野一片惊呼，无法理解已经占领多年的华北，竟然存在如此强大的抗日力量。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倍受指责，多田峻也上奏折为自己辩解，声称八路军的进攻只是暂时性的事件，并且遭到了遏制，华北局面已经安定，驻屯军无可指摘等，并请天皇派员到华北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