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第14/17页）

“但我父亲，”我说，“他不是那种情绪化的人。‘孩子刚从战场回来，’他对母亲说，‘我们应该带他去吃一顿真正的美国餐。澳拜客牛排！’他觉得那是个很棒的笑话。我不知如何回答。虔诚的科普特人一年中应有两百天吃素，不沾附有灵魂的食物，况且那天已临近圣诞。但我母亲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们去了澳拜客。父亲点了牛排，像在以身作则。母亲和我点了沙拉。”

“晚餐时我们聊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回家后母亲出门上夜班——她是个护士，把我和父亲单独留在家里。他让我在客厅里坐下，说要给我煮咖啡。然后他递给我几页用橡皮筋扎着的纸。他说：‘我给办公室的人发了电子邮件，他们都想感谢你。’他看上去那么开心，那么自豪。感觉和基础训练营结业那天全然不同。现在的我不再令他失望。我经受过战争洗礼。我很想念他。”

我抬头看扎拉，两人目光相接。夜色中她的面容比白天更显温柔。

“那些纸，”我说，“是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是他办公室里的穆斯林朋友写的。”

“他有穆斯林朋友？”她说。

“都是同事，”我说，“有些是朋友。勉强算得上吧。他说他会暗中监视他们。那是他的笑话。他就职于一家翻译公司，客户大多是民间组织和政府代理机构。他在阿拉伯语部门，因此那儿有很多穆斯林。邮件是他们写给我的，大多很简短，比如‘干得不错，感谢你的付出’，或者‘无论战争对错，你做的事都值得尊敬’。而有些信写得更加投入。一个人谈到这场战争多么可怕，但希望我这样一个‘敏感的年轻人’能减少战地的苦难。”

“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她说。我觉察到她嘴角的一丝讥笑。

“战争改变了我，”我说，“另一封信来自一个参加过也门内战的人。他对我说：‘无论你经历了什么，责任都在那些送你上战场的人身上。’还有不少邮件来自坚定的主战派。”

“我猜美国穆斯林对萨达姆非常愤恨。”

“有一封信的主战情绪尤为强烈，连我父亲都写不出来。那人说我会在历史里写下新的篇章。我父亲在那句话下面画了道线。”

“当你看到那句话的时候，”她说，“你怎么想？”

“我很生气。”我说。

对着扎拉说话时，我语气很温和。仿佛讲着情话。

“我对他说的和对你说的并不完全一样，”我说，“我想伤害他。我很生气。我已经遇到太多‘感谢你的付出’式的握手，但没人真正懂得那种付出的背后是什么，你明白吗？”

“你生你父亲的气是因为人们感谢你的付出？”她说，“还是你因为他而生那些人的气？”

“部分是因为他，”我说，“因为那种情绪。”

“所以我是该感谢参战军人的付出，”她说，“还是该朝他们吐口水，像越战时那样？”

我想了片刻，朝她狡黠一笑：“无论你做什么，我保留对你发火的权利。”

“为什么？”

“人人都是墙头草，”我说，“战争开始时，三百名众议员几乎全票支持。还有七十七名参议员。而现在，每个人都急于划清界限。”

“那是因为情报有误，”扎拉说，“你知道，‘布什撒了谎，人们送了命’。”

“噢，我的上帝！”我双手拍拍脸颊，作出震惊状，“一个政客撒了谎！所以那就不是你的错了！”

“你用小混混的脏话来杀人，”扎拉说，“却觉得总统的话无关紧要？也许我这么问更好。你自己相信吗？你支持这场战争吗？”

“我仍然支持这场战争，”我说，“只是不支持指挥战争的人。”

“这就是你激怒你父亲的话吗？”

“不。”我俯下身子，胳膊肘撑着膝盖，“不。他知道仗打得一团糟。他是个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