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窑中的祈祷[37]（第10/15页）

“我曾以为你能帮助我，”他脸上浮出怨恨的表情，“但你是个神父，你能做什么？你需要保持自己双手干净。”

我紧张起来。仿佛他刚打了我一拳。

“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除了上帝，”我说，“而且，除了祈祷他赐予我们履行义务的勇气，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

他笑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对他讲的这些话，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还相信任何话。在拉马迪，话语有何意义？

“我已经不再去想上帝了，”他说，“我想藤田。”

“那是恩典，”我说，“上帝的恩典，让你牵挂藤田。”

罗德里格斯叹了口气。“看看我的手。”他把双手摊在我面前，长满老茧的手掌朝上，然后他把手翻过来，伸直手指。“我看上去很平静，是吧？”

“是的。”

“我已经不睡觉了，”他说，“几乎一分钟也不睡。但你看我的手——看着我。看看我的手。好像我很平静。”

罗德里格斯走后很久，我还沉浸在我们的对话中。“你是个神父，”他说，“你能做什么？”我不知道。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被一位父亲痛骂过。我当时在医院工作。他刚失去了儿子。我认为神父身份赋予自己说话的权利，因此医生刚一宣布死亡我就过去宽慰他，说他的孩子已在天堂。愚蠢。在所有人当中，我应该最能体会他的感受。十四岁那年，我失去了母亲，她罹患一种罕见的癌症，类似那位父亲的儿子的病症，她死后我得到的每一份空洞的同情只能加深年少的我胸中的悲愤。但这种陈词滥调总在最不适当的时候脱口而出。

这位父亲看着他健康的孩子一点一点失去生命。那一定让人发狂。几个月来无法预料的急诊。短暂的好转和不可避免的复发。疾病无法阻挡的进程。最后那晚，他的妻子在恐惧和悲痛中倒在医院地板上，一遍遍地尖叫“我的孩子”。医生反复询问那位父亲，是否要为延续他孩子的呼吸作最后一搏。可想而知，他同意了。于是他们用针头穿刺孩子的身体，施行急救手术。在他面前遵照他的要求折磨他的孩子——那是他绝望的努力，只为让那个注定逝去的幼小生命多活几分钟。最终留给他们的是一具小得可怜、饱受创伤的尸体。

然后我出现了，在化疗之后，在足以令他们破产的账单和夫妇两人职业生涯遭受的重创之后，在几个月来希望与绝望的缠斗之后，在每一种可能的医疗干预剥夺了他孩子死亡的尊严之后，我竟敢暗示某种善果从中而生？那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令人作呕的。卑鄙的。

我想，有关来世的希望同样无法给罗德里格斯以慰藉。许多年轻人并不真正相信天堂，至少不是认真的相信。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地球上也应存在一些慰藉。一些恩典。一些怜悯的证明。

那位父亲绝望过，但至少他能直面人生，不被幻象左右，不会奢望信仰、祈祷、善良、尊严抑或宇宙的神圣秩序能消除痛苦。在我心里，那是一切关于宗教严肃思考的前提。和圣奥古斯丁一样，我们在罗马城的陷落之后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奥古斯丁的回答：“上帝之城”只是悲剧之后的一种慰藉。罗德里格斯、那位准下士、查理连乃至整个营，他们的处境全然不同。对于仍在遭受攻击的人来说，你如何在精神上帮助他们？

我没有答案，因此决定向曾经的导师求助。康奈利神父是一位年长的耶稣会会士，高中时教我拉丁文，在职业选择的问题上和我有过长谈。他不用电子邮件，所以过了好几周我才等到他用打字机写的回信：

亲爱的杰弗里，

每次收到你的来信我总是很欢喜，尽管今天得知你的困境我也不免伤感。你回国后一定要来看我。你甚至可以到我的课上来。一如往常，我让孩子们读凯撒和维吉尔，或许你能给他们讲讲战争。春天来吧，修道院庭院里的花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美，我们可以就困扰你的一切进行深谈。但在那之前，我已经仔细思考过你信中的问题，下面是我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