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7/9页）

也就在这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管辖的范围，不但由东北扩展到华北，还进军中原，触及东南，其手下张宗昌任山东督军，姜登选任安徽督军，杨宇霆任江苏督军。可以说，这是奉军最鼎盛时期。

但此时，早已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因张作霖未能执行一九一五年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条约中，所谓“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几次向张作霖施压，张作霖都未屈服。现见张作霖虎踞北京，头大尾长，便威逼张作霖撤出关内，妄图日后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曾威胁张作霖：若不早日退回东北，将来奉军兵败如经过山海关，日军须将其缴械。

张作霖气得大骂：“小日本子没安好心，想趁机要挟我，我豁出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利益，让人家骂我卖国，让儿孙后辈也跟着挨骂，他日本人想出兵，我姓张的等着他好了。”

日本人早就对张作霖隐有杀心，时刻在寻找机会。

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军，势如破竹，直逼京津，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在北京的政权，岌岌可危，为保存实力，张作霖向国民政府通电求和，并决意放弃北京，返回东北老家。日本人乘人之危，向张作霖提出，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如此一来，日本便可名正言顺，逐渐霸占中国。

张作霖断然回绝：“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六月三日晚六时，张作霖在发出“出关通电”后，悄然地离开北京的大帅府，乘坐英国制造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直奔火车站，随行的有他的六姨太和三儿子张学曾，还有靳云鹏，何丰林，莫德惠，等高官及副官和参谋人员，登上回东北的专列--慈禧太后曾用过的专车，因装饰的十分华丽，被人称为花车。有人曾向张作霖荐言，说这个花车不吉利，但张作霖不信邪，复用为自己的专车。晚八时，专列从北京站开出，半夜，风驰电掣的列车，开进山海关车站，张作霖的结拜兄弟，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专程在此迎候，上车恭陪，专列继续北上。

张作霖做梦也没想到，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死亡陷阱……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在此之前，就曾派情报部的参谋竹下义睛，进入北京，与驻华公使馆武官和日军驻天津的指挥官，准备在华北伺机暗杀张作霖，但苦于不好下手，这时，河本大作、向村冈长太郎请缨：

“让我来干吧！”

河本大作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在接到村冈长太郎命令和得到张作霖从北京出发的确切时间，立即启动他早已拟定的“必死之阵”计划。起初，他想把暗杀地点选在新民以东的辽河铁桥，经侦察发现奉军戒备森严，不好下手。最后定在皇姑屯附近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

六月三日，河本把负责三洞桥守备任务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找来，命令他配合懂得工兵爆破的菅野中佐，神田大尉等人，天黑时，把重达一百二十公斤的三十包炸药，安放在三洞桥下，接上电流引爆装置。为确保张作霖毙命，河本还组织一支“拔刀队”，万一张作霖还活着，“拔刀队”要趁乱，闯进脱轨的车厢内，杀死张作霖。为了掩饰责任，河本还使出一个混淆视听，嫁祸于人之计。

下午，河本指使日本浪人安达隆盛，伙同与他平时吃喝玩乐的一个退役军人刘戴明，找到三个曾向他们买过吗啡的王老五等两个好吃懒做的乞丐，刘戴明说，他晚上要运点货，让三人帮忙，事后赏给吗啡，王老五三人一听，乐得屁颠屁颠。安达隆盛和刘戴明把三人领到南满铁路附属地一家浴室，怕三人晚上打不起精神，让三人先抽上一口吗啡。而后拿来三套干净的衣服，还有礼帽，让三人穿上。王老五多少有点心眼的，疑惑地问，这运货怎么还换衣服啊？刘戴明说，三人穿得破破烂烂，运货时，让人看到，还不以为是偷东西呢！听了这话，另两个乞丐并没多疑，王老五觉得不妙，说他到热水池里再泡一泡，安达隆盛和刘戴明没有在意，不想这王老五只穿个裤衩，从后门溜走了，这一溜还真留住了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