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帖木儿用铁笼囚禁巴耶塞特的状况和说法(1402—1403 A.D.)（第2/2页）

其三，在波吉乌斯享誉罗马的时代，艾哈迈德·伊本·阿拉布夏在大马士革写出有关帖木儿的历史著作，文字华丽优美但是内容恶意诽谤，他曾经到土耳其和鞑靼地区去旅行搜集所需的史料。拉丁人和阿拉伯人的作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通信联系，要是他们都同意“铁笼”这件事实，那么这是正确性最突出的证据。艾哈迈德·伊本·阿拉布夏同样提到另外那些违反家庭和亲情的暴行，巴耶塞特只有极为痛苦地忍受。他非常不智地提到妇女和不贞，使得嫉妒的鞑靼人怀恨在心。在胜利的宴会中，用女性侍饮者供应酒类，苏丹看到自己的侍妾和妻室混杂在奴隶之中，没有戴面纱暴露在放纵无礼的眼光之下。据说为了避免尔后发生同样的侮辱，他的继承人除了一次例外，禁止举行合法的婚礼。布斯比奎斯是从维也纳宫廷派往索利曼大帝的使臣，他提到奥斯曼人不仅相信还证明此事属实，至少在16世纪仍旧如此。

其四，因为处于这样语言不通的状况之下，一位希腊人的证词比起一位拉丁人或阿拉伯人，受到外来的影响更为微不足道。我避而不提卡尔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斯，他们在较晚的时期享有盛名，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也不是那样肯定，但是更要注意乔治·法兰扎，他是最后那些皇帝的宠臣，生在安哥拉会战前一年。发生这件事以后第22年，他以使臣的身份被派往穆拉德二世宫廷，这位历史学家可能和一些资深的新军人员谈过话，他们曾经与苏丹一起成为俘虏，说是看到他被关在铁笼里面。

其五，不管怎么说，最后的证据来自土耳其的编年史，莱克拉维斯、波科克和康特米尔都曾经参考和抄录，他们都悲叹俘虏受到铁笼囚禁的遭遇。土耳其民族的历史学家还是有点可信度，他们如果不揭露国王和国家受到的耻辱，就无法指责鞑靼人。

从这些对立的前提可以导出明确和合理的结论，谢里菲汀·阿里忠实叙述第一次见面那种夸张的谈话，我感到满意，认为没有不妥的地方。征服者因为成功而能够表现出体谅别人的态度，装出宽宏豪爽的气量，但是巴耶塞特不识时务的傲慢，使得帖木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疏离的心理。巴耶塞特的敌人是安纳托利亚的王侯，他们的抱怨不仅让人觉得公正，也激起愤怒之心。帖木儿提到他的安排是要牵引这位被俘的苏丹，用盛大的凯旋行列进入撒马尔罕。他发现有人图谋要让巴耶塞特找机会逃走，挖一条地道通到他的帐篷。这件事激怒了蒙古皇帝，迫使他采取严厉的管制手段，在班师还朝的长途行军过程中，载运他的大车装上铁制的囚笼，不能将之看成是恶意的侮辱，而是一种严密的预防措施。

帖木儿读到一些带有传奇性质的历史著作，知道很早以前有位是他前辈的波斯国王，运用类似的方式处理被俘的皇帝，巴耶塞特就像那位罗马的恺撒[44]一样，应该受到谴责，要为自己犯下的恶行赎罪。但是他的心理和身体的状况已经无法去接受审判，虽然他的早逝并非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所致，这笔账仍旧要算在帖木儿的头上。帖木儿无须与死者作战，对于一个从他的权力之下获得解脱的战俘，能够赐予的东西也不过是眼泪和坟墓。如果说巴耶塞特的儿子穆萨获得允许，统治已成废墟的布尔萨，事实上征服者已经将安纳托利亚几个行省归还给合法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