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伊斯兰的反击与土耳其人征服埃及的行动(1127—1169A.D.)（第2/3页）

苏丹已经篡夺了埃及最高的行政权力，任何想掌握权势的敌对竞争者都要靠武力来夺取，最为杰出或实力最强者列入“皇家武班”。[118]达冈姆和绍威尔两个党派轮流将对方逐出首都和国土，弱势的一方会乞求大马士革的苏丹或耶路撒冷的国王，给予带来危险后果的保护。无论是伊斯兰的苏丹还是基督徒的国王，就法蒂玛王朝而言都是教派和国君不共戴天的仇敌。土耳其人凭着武力和宗教使埃及无法抗衡；法兰克人可以从加沙直抵尼罗河，进军极为便利。同时基督徒的疆域占据了中间的位置，迫使努尔丁的部队要绕过阿拉伯的边缘地区，路途不仅变得更加漫长而且环境极为恶劣，他们不得不忍受沙漠的焦渴和辛劳，暴露在焚风的吹袭之中。土耳其君王在暗中保持宗教狂热和勃勃野心，渴望用阿拔斯王朝的名义统治埃及，帮助恳求他出兵的绍威尔派复位，只是第一次远征行动冠冕堂皇的借口。整个任务交付给谢拉古埃米尔才获得成功，他是一位英勇而又资深的将领。

达冈姆派被推翻并且遭到屠杀，走运的对手掌权以后，出于忘恩负义或猜忌嫉妒的心态，再不然就是忧虑未来的状况，很快邀请耶路撒冷国王进军，从傲慢的恩主手里解救埃及。谢拉古的兵力面对联军居于劣势，只能放弃尚未成熟的征服行动，撤离佩鲁西乌姆是让他安全退却的条件。土耳其人排成单列，在敌人面前通过，他们的将领走在最后，手拿战斧，充满警觉性地向四周观望。一名法兰克人竟敢问他：如果不是怕受到攻击，为什么走在最后面？大无畏的埃米尔回答道：“你们是有权发起攻击，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士兵要是不能将一个不信真主的人送进地狱，那他就不能进入天堂。”在他的报告中提到资源的富足、土著的柔弱、政治的混乱，使努尔丁重新燃起希望。

巴格达的哈里发赞誉他那虔诚的企图，谢拉古率领1.2万名土耳其人和1.1万名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埃及发起突击行动，然而要对抗法兰克人和萨拉森人的联军，他的兵力仍嫌不足。不过，从他一连串的作为，像是率部渡过尼罗河；向蒂巴伊斯退却；巴贝因会战[119]主宰战场的部队调动；亚历山大里亚的奇袭作战；在埃及的平原和山谷，从北回归线到海洋这片广大的疆域，实施的行军和反向行军等，我的看法是，他把用兵之道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卓越的指挥加上部队的英勇更是如虎添翼，在作战行动的前夕，一位马穆鲁克大声叫道：“要是我们不能从基督徒的手里夺回埃及，为什么不放弃苏丹给我们的职位和报酬，退休后像农夫那样辛勤耕作，或是与后宫的妇女一起纺纱？”虽然谢拉古在战场上竭尽所能[120]，他的侄儿萨拉丁在亚历山大里亚坚守到底[121]，第二次入侵行动还是以签订有利条约和撤退告终。

努尔丁保存实力，等待更适当的时机发起第三次行动。耶路撒冷国王阿玛里克的野心和贪婪，很快给了努尔丁出兵的机会，因为阿玛里克始终服膺一种错误的原则，那就是“对上帝之敌无诚信可言”。医院骑士的盟主要履行宗教的军事职责，鼓励他继续进军，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答应提供一支舰队，配合叙利亚的军队采取共同的行动。不讲信义的基督徒并不满足于劫掠和津贴，他们抱着热烈的期望要征服埃及。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穆斯林对于大马士革的苏丹有如大旱之望云霓，首相身处四面受敌的险境，只有屈从于举国一致的意愿。努尔丁似乎受到优厚条件的引诱，可以享有王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岁入。法兰克人出现在开罗的城门前，但是郊区的古老城市在军队接近时起火燃烧，一场狡诈的谈判使他们受到欺骗，而且希腊人的船只无法越过尼罗河的障碍。法兰克人在充满敌意的国度保持审慎的态度，不愿与土耳其人作战。阿毛里只能退回巴勒斯坦，他的行动丧失公正的立场，也没有达成目标，只给他带来耻辱和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