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希腊与拉丁教会的分合以及各教派的状况（第3/10页）

基督教的教士无论在哪个时代，为了使上帝获得灵魂，使教会获得臣民，总会激起最积极的工作精神。他们从波斯的征服开始，带着宗教的武器向北方、东方和南方前进，简朴的福音沾染流行一时的叙利亚神学色彩。公元6世纪时根据一位聂斯托利派旅行家[361]的报告，基督教成功传播给巴克特里亚人、匈奴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兰人、梅德人和佩萨美尼亚人。从波斯湾到里海有数不清的蛮族教堂，他们在近代的信仰更为虔诚，表现也极为突出，由僧侣和殉教者的数量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可见一斑。马拉巴尔的胡椒海岸与大洋的索科特拉岛和锡兰岛，居住着人数众多而且急速增加的基督徒，这些偏僻地区的教士和主教从巴比伦的正统教会获得圣职任命。在接续而来的时代里(500—1200 A.D.)，聂斯托利派的宗教热忱能够超越当前的范围，希腊人和波斯人的野心与好奇却受到限制。巴尔克和撒马尔罕的传教士一无所惧，追随游牧的鞑靼人前进的脚步，用曲折迂回的方式到达位于伊穆斯山山谷和塞林加河两岸的营地。他们向不识字的牧民解说形而上的信条，对于嗜杀的武士规劝他们要仁慈和安静。然而有一位可汗说要在他们的手里接受洗礼的仪式，甚至还有圣职任命的仪式，当然他们为了虚荣起见，故意夸大他的权势，约翰长老[362]轻信之名传遍欧洲常常被人取笑。为了迁就皇室的改宗者，使用一个可以移动的祭坛，但是可汗派遣一名使者去见教长，询问在大斋节期间应如何戒绝肉食，不生产谷类和酒的沙漠如何举行圣餐仪式。

聂斯托利派用海陆并进的方式进入中国，在广东的海港和西安的北部居住区。[363]中国的官员不像罗马的元老院议员，罗马的议员会见祭司和占卜这类人物时会面带笑容，中国的官员在公开场合装出哲学家道貌岸然的样子，私下对流行的迷信不论哪种方式都表现出虔诚的态度。他们虽然混淆了巴勒斯坦和印度的神明，却对其推崇备至，基督教的传播唤醒了这个国家的猜忌心理，经过短时期变幻无常的命运安排，外国的教派先是受到恩宠，接着面临迫害，终于在无知和遗忘中消灭殆尽。[364]

在哈里发的统治时期，聂斯托利派的教堂从中国散布到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岛，他们的人数加上雅各派的信徒，远超过希腊和拉丁的全体教友。他们有25位都主教组成的教阶制度，但其中有几位免除出席宗教会议的责任，因为路程非常遥远且危险，在比较容易的条件下，每六年要向巴比伦的总主教或是教长，证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和绝对的服从，一个不明确的称呼还继续用在塞琉西亚、泰西封和巴格达的皇家席次上。这些遥远的分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枯萎，古老教长所形成的主体现在分为几个部分：摩提尔的以利亚几乎是直系后裔，是真正和原始的继承代表；阿米达的约瑟夫已经与罗马教会和解；还有就是凡恩或奥米亚的西蒙，在16世纪时，波斯的索菲斯带领4万户家庭发起大规模叛变。聂斯托利派的整个团体有30万人，名义上是迦勒底人或亚述人，经常会与古代东部最博学和最有势力的民族混淆而分不清楚。

根据古代的传说，圣托马斯在印度宣扬福音。[365]公元9世纪末叶(883A.D.)，他那位于马德拉斯附近的神龛，阿尔弗雷德的使臣用虔诚的态度前往拜访，带回一船的珍珠和香料，用来酬谢英国国君的宗教热忱，其实阿尔弗雷德急着想要完成贸易和发现的重大计划。[366]葡萄牙人首先打开前往印度的航路时，圣托马斯的基督徒定居在马拉巴尔海岸已有很多世代，他们的特征和肤色所产生的差异证明他们是混血的外国种族，无论是武力、技艺还是品德都优于印度斯坦的土著。农夫栽种棕榈树，商人因香料贸易而致富，士兵的地位要高于马拉巴尔的贵族。交趾的国王与扎摩林本人基于感激或畏惧，对他们的继承特权都非常尊敬。他们承认印度的国君，然而就统治而言，基于尘世的考量，全部归于安加马拉的主教。他仍然坚持自己印度都主教的古老头衔，真正的审判权则由1400所教堂执行，有20万人的心灵和信仰要委托给他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