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阿瓦尔战争与军队的叛乱以及莫里斯的被弑(595—602 A.D.)（第2/3页）

恺撒和图拉真的时代对战争原理的熟悉，比不上查士丁尼和莫里斯的时代。[227]托斯卡纳或本都的钢铁经过拜占庭工匠的技术，所制造的兵器硬度很高而且极为锋利；为数众多的仓库储存种类繁杂的攻击和防御武器；对于船舶、器械和工事的构建和运用，蛮族赞誉这个民族具有极为出众的创造能力，即使蛮族经常在战场获得压倒性胜利。有关阵式、操练、运动和战略这些古老的兵法，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著书立说加以研究，但是行省的隔绝和衰落无法为君士坦丁堡的这样一群人提供支持，他们不能手执武器在城墙上防守，不能驾驶船只在海上作战，不能在战场把兵法化为勇敢而具体的行动。贝利萨留和纳尔塞斯的将才是无师自通，死后也没有传人。无论是荣誉感、爱国心还是宗教的迷信，都不可能激起奴隶和外乡人毫无生气的肉体，来继承军团的光荣传统。皇帝只有在军营中才能施展专制的指挥，然而他的权威也只有在军营里受到抗拒和侮辱。他用金钱来安抚或刺激无法无天的军人，但是部队的恶行是与生俱来的习性，获得胜利倒是偶然的成就，军队的维持要消耗国家的财富，无法保国卫民是最大的浪费。经过长期的纵容和迁就产生有害的影响后，莫里斯决心要铲除暮气已深的积习，但是草率的行动不仅送掉自己的性命，帝国病入膏肓的情况也更为恶化。

我们应该停止对改革者牟取私利的怀疑，他为了纠正错误发出的呼吁应该获得认同和尊敬。莫里斯的部队倾听胜利领导者的声音，不屑于政客和诡辩家的劝说，当接到诏书要从他们获得的报酬中扣钱，用来支付他们的兵器和衣物时，他们大声咒骂君主的贪婪，无法感受到他们所遭遇的艰辛和危险，因为皇帝本人已经临阵逃脱。亚洲和欧洲的军营里浪潮汹涌，持续发起狂暴的叛变。驻防埃德萨的士兵气愤填膺，用斥责的言辞、威胁的行动和带血的伤口，追赶着浑身颤抖的将领。他们推倒皇帝的雕像，对着基督显现奇迹的画像丢掷石块，不是拒绝接受民法和军法的约束，就是创设“自愿隶属”的危险模式。君王远离暴乱的现场，有时还受到欺骗和隐瞒，以至于无法在危机发生时很快加以安抚或是阻止。他害怕发生一场全面的叛变，对于任何勇敢的行动或忠诚的表示，都很乐意接受，将这当作是引起众怒的赎罪行动。原来宣布的改革要尽快放弃，不仅不能处罚或限制部队，反而要用感激的声音宣布赦免和奖励，使他们惊喜，但士兵接受拖延且勉强的礼物，毫无感激之意，等到发现皇帝的软弱和自己的实力以后，对于偏执的精神感到意气风发，就会激起相互的仇恨，不会再有宽恕的信念与和好的希望。

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采用一般人的怀疑看法，认为莫里斯要在暗中摧毁他所苦心重建的军队，科门提奥卢斯的不当处置和受到重用可以证明这种恶毒的阴谋。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谴责莫里斯的凶狠或贪婪[228]，只为了不愿支付微不足道的6000金币赎金，就任凭台吉屠杀手上的1.2万名俘虏。他还要火上浇油引起大家的愤怒，下达给多瑙河驻军的一纸命令上宣告，他们必须节约使用行省的军需物质，将冬营建立在阿瓦尔人充满敌意的地区。他们感到受够了委屈，公开宣布莫里斯失去统治的资格，对于那些皇帝忠诚的拥护者不是驱逐就是杀戮。福卡斯不过是一名百夫长，部队在他的指挥之下迅速回师，向着君士坦丁堡地区进军(公元602年10月)。经过很长时期的皇位合法传承以后，公元3世纪军人篡位的混乱状况又再度出现，然而这种谋逆的情势与过去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叛徒因他们的仓促起事而感到害怕。他们迟迟不愿将紫袍授予深受爱戴的人物，同时拒绝与莫里斯本人进行谈判，但是与他的儿子狄奥多西以及他的岳父日耳曼努斯保持友善的联系。福卡斯过去的一切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皇帝对于这名敌手的姓名和性格毫无印象，但是很快知道百夫长发起勇敢的叛变，面对危险却怯懦不前。意志消沉的国君大声说道：“唉呀!如果他是一个懦夫，那倒是会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