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东部帝国的税收及皇帝的贪婪挥霍(527—565 A.D.)（第2/3页）

以上是历史学家私下提出的说法，他对撒马利亚人的叛乱事件发生后，经过查士丁尼批准在巴勒斯坦实施的任何恩惠，都抱着否定的态度。这种错误和可恶的指控，完全为真实的记录所驳斥，因为经由圣萨巴斯的出面求情[136]，证实这个残破的行省获得1300金币(5.2万英镑)的救济。

其三，普罗科皮乌斯并没有说明赋税的体制，他只是将之形容为横扫地面的雹暴，或是吞噬居民的瘟疫。要是我们认为古老而严苛的原则都是查士丁尼的错，连带个人的人身和财产都因为他的缘故，必得忍受极为不公的损失，这样一来连我们也都成了他运用恶意的帮凶。“阿诺纳”是一种残酷而专制的征收方式，用来为军队和首都供应谷物，竟然超出农人的能力10倍以上，在衡量、检验、价格和长途运送劳务方面，偏袒不公的状况更倍增大家的痛苦。在供应不足的时候，要从邻近的行省像是色雷斯、比提尼亚和弗里吉亚等地征收额外的需求。地主在经历疲累的行程和危险的航运以后，收到的酬劳真是微不足道，他们情愿选择在自己的谷仓门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些预防方式可以说明查士丁尼对首都的福利非常关心，然而君士坦丁堡还是逃不过暴政的剥削。在他的统治期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开放了自由贸易，除了不能输入武器供蛮族使用外，所有的商品都不受限制。每座城门派驻法务官，都是一些为皇家捞钱的官员，船只和货物经过都需要征收沉重的关税，这种剥削又转嫁到无能为力的顾客身上。贫穷百姓要忍受人为供应不足以及市场惊人高价的痛苦，而习惯了靠着君王的慷慨才能过活的人民，时常抱怨饮水和面包的配给分量太少。[137]根据状况加以调整的贡金，根本没有正当的名目、法律的依据和限定的对象，这笔每年价值12万英镑的费用，由皇帝接受禁卫军统领的奉献，支付方式由这位最有权势的官员自由裁决。

其四，然而即使如此，这些税收比起专卖的特权，还是较为容易让人忍受。专卖妨碍制造业的良性竞争，目的在于赚取极不荣誉的蝇头小利，对于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项目强加特定的价格限制。《秘史》记载：“等到丝的特定价格为皇家财务人员所独占，整个地方的人民像是提尔和贝里图斯的厂家，全部陷入极为悲惨的境地，不是死于饥饿就是逃到敌国波斯。”一个行省会因制造业的衰退而蒙受苦难，但是就“丝”这个案例来说，普罗科皮乌斯的立场不够公正，完全忽略了查士丁尼的贡献。就是因为他的好奇心，帝国才收获无法估计和永久存在的利益。他把铜币的法定值提高七分之一，也可以说是同样利国利民的好事，这种调整不仅明智，而且光明磊落毫无私心。因为金币[138]是合法的公私支付标准，既不能减低纯度也不能提高价格。

其五，租税承包人要求充分的司法权便于完成所订的合约，要是了解真相就知道这种行为极为可恶，这等于是要从皇帝的手里买断市民同胞的生命财产。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在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同意或默许之下，可以从皇宫花钱买到位阶和官职。这一敛财的特权对有功绩或受到宠爱的人而言，有时会不顾一切插手其间。其实只要我们想一想就能明了其中的道理，任何胆大妄为从事“卖官鬻爵”勾当的家伙，都会为自己所承受的羞辱、劳累、危险、负债及高利息寻求丰厚的补偿。这种可耻和带来灾难的贪污行为到处流传，终于使查士丁尼产生了警惕之心。他期望用誓约[139]和惩罚的制裁来保护政府的廉明公正，但是在一年终了时，伪誓和贿赂的状况未见转好，仍旧凌驾于无能的法律之上，他那严厉的诏书只有束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