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皇太极继位：充满谜团的权力转移（第3/9页）

困扰大汉三百多年的匈奴，困扰大唐盛世的突厥，使大宋烦闷不安了一个多世纪的契丹辽国，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如今的女真黄金种姓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家族，只要一一解剖就会发现：这些游牧渔猎民族都在恪守上述原则。在他们那里，国家万世一统，以王族的开始为开始，以王族的结束为结束。从来没有发生过王朝在国家内部被推翻更替的事情，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从来没有落到过王族之外。这是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历代帝王梦寐以求数千年而不可得的一个梦想。

最后，与王族血统主义继承原则相配合的，则是领袖推举制原则。从秦汉的单于时代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两千多年时间里，这一原则一直坚定地在我国上述几乎所有游牧渔猎部族中发挥着作用，与王族血统主义相表里，成为一个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这一根本制度的含义有二：其一，部族国家的元首只能在一个受到上天护佑的、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王族中产生；其二，元首必须在有资格的王族成员中经过推举产生。

这种制度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必定与下列情形有关——

分散的游牧渔猎部族与农耕社会之间，有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要分散得多、动荡得多也险恶得多，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组织起来，甚至整合成为国家，一个普遍的原因是出于战争、抢掠财富等与军事相关的动机。

本来，这些游牧渔猎部落的人们并不关心农耕社会里发生的一切，但是农业社会和城市文明所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唤醒了他们对物质文明的最初欲望。那里的金银珠宝、铜铁器具、绸缎布匹、粮食茶叶无不可以有效地改善他们动荡的生活。于是他们学会了通过贸易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资，为此他们时常需要忍受对方的欺骗、敲诈、傲慢无礼和有时真正的背信弃义、下流无耻。当天灾人祸降临时，情形就会变得更加悲惨。当他们忍受那些屈辱却得不到自己需要的物资时，战争就将无可避免。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淳朴豪迈的牧人猎手，如今变成了极为勇敢又能干、凶狠而剽悍的战士，而且这种转变，似乎不需要跨越任何障碍。这种军事冒险，常常能够给他们带来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得多的财富。于是在不同的游牧渔猎部族中，这种同样的冒险行动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这种军事行动同时也是地地道道孤注一掷式的赌命，在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远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无数倍的危险。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缺少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获取这些收益、抗拒这些风险；同样，没有了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游荡在山林草原上的人们，也无法想象怎样才能够得到那些巨大的财富与收益。

这种收益与风险，对于他们的关系实在太过重大。

因此，当他们接受了首领家族成为王族的神圣地位时，王族和支持自己的那些凶猛战士之间，就必定要有一个基于理性的现实主义加上某种程度民主主义的妥协性考虑，那就是：肩负部族国家生死存亡重任的权力继承者，必须将那些体弱多病者、胆小鬼、懒虫、酒鬼、笨蛋、贪心不足的守财奴、心术不正的坏蛋、不孚众望者和年幼者排除出去，只有那些智勇双全，富有生命力、才干和王者风度的人，或者简单说，就是那种众望所归的人，才有希望成为继承最高权力的候选人，通过众人公正而挑剔的审视目光后，被推举为王，成为他们新的领袖。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那些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首领，许多人常被冠以“勇猛”、“贤明”之类美名，在漫长的世代里，受到族众的热烈爱戴，这就是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