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明官场乱斗之二：张居正搏杀高拱（第5/15页）

然而，当此时，事情已然埋下了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转变的伏笔。其意味深长之处，甚至令四百年以后讨论这一情势的我们，仍然备感心灵上的折磨。

高拱返回朝廷重当大任，是张居正谋划的结果。当时，徐阶离开后，张居正的处境很不舒服，原因是其他几位内阁成员与张居正的关系并不融洽，有的人甚至很小看他。为此，张居正与一位当年在裕王府邸相友善的宦官联手，说服隆庆皇帝，召回了高拱。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569年，即隆庆三年冬天。

复出后的高拱，权势极大，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不久，更以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我们知道，按照帝国制度，吏部乃六部之首，负责天下官员的考选封授，权责特重。因此，由吏部尚书而晋为内阁大学士者，所在多有。然而，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者，高拱却是到此时为止的第一个；而以首辅之尊又兼任者，更被视为一代之旷典，是大明帝国历史上，皇家对臣子从未有过的崇高信任与授权。

由此，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蜜月期。这里面，可能有高拱对张居正感谢的成分在，但更主要的，应该是二人在治国理念上的高度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所致。史书记载了高拱极为赞赏张居正的才干，在形容二人的关系时，使用的说法是，“拱至，益与居正善”，“两人益相密”。在此期间，两人配合默契，携手并肩，在不长的时间内，做了几件极漂亮的工作，使整个隆庆一朝骤然变得生动起来，局势粲然可观。

改善北部、西北部边疆与蒙古部落间的关系，是此二人的一个大手笔杰作。

大明帝国开国以后，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就是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一直缠绕了帝国将近两百年。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帝国皇帝被俘、南宫复辟和于谦被杀等一系列大事件都是由此导致的。兵锋直薄帝国首都的“庚戌之变”，就是由蒙古部落首领俺达导演的作品。而帝国首辅夏言被杀，也与蒙古部族干系甚重。到隆庆年间，由俺答率领的剽悍的蒙古族骑兵，已经使帝国在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精疲力竭。

另外一个历史因素也在时间中发酵，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以是之故，在大明帝国，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普遍的激情里。这是为什么天顺皇帝复辟后，人们传说被冤杀的于谦于少保，是岳飞岳少保转世化身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采用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已经形成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我们在大明帝国的许多高级别论争中，时常能够看到这种情形，用现代心理治疗技术判断，明显表现出心理变态和智商指数偏低的症状。其最后结果，则是“华夷交困，兵连祸结”。（《明经世文编》卷317，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