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宋案水落石出（第3/6页）

宋案发生牵连到赵秉钧后，赵很没趣，袁也很光火，于是赵乃避嫌辞职，袁在赵辞呈上批为准予请假暂时休息。4月3日赵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了一段谈话，把他自己说成是宋教仁的最好朋友，他说：“我和钝初一任内务一任农林，以同僚而为至友，他住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偿还的。”

当孙中山把中华民国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时，革命党对袁修筑了三道围墙：一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二是袁必须到南京就职，三是袁发誓必须遵守《临时约法》。

可是袁在宣布要南下时，在北京制造了兵变事件，于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计划为之粉碎，袁也不需南下就职。其后唐绍仪辞职和军警威胁临时参议院，把遵守《约法》的规定也粉碎了。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参加巨头会议，本想用至诚感人的方法，使袁改邪归正，为了委曲求全，在“四巨头宣言”中，连迁都南京和贯彻责任内阁主张都没有提出来。在袁看来，不是革命领袖宽宏忍让，而是认为他可以用花拳绣腿的手段来对付革命党，因之鼓励了袁的予智自雄的野心。自唐绍仪被迫辞职后，责任内阁的路袁是绝对不走的，即使宋教仁组阁，袁也不会放松。张振武案不了了之，使袁胆子大了，认为可以用血案来解决政治问题，宋案就在这时发生。

3月25日，孙中山自日返抵上海，距离他2月11日赴日考察，前后不过一个半月。孙登岸后即邀集在上海的国民党领袖在上海同孚路廿一号黄兴寓邸会商宋案应付办法，安徽都督柏文蔚也托词到上海省亲，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时袁向五国银行团进行大借款的消息也传到上海，国民党认为这是袁恃以发动内战的军费来源，更加愤慨。孙和戴传贤主张用兵。孙中山有“联日速战”的讨袁方略，主张国民党应该先发制人，通电各国阻止大借款，并由国民党控制下各省区组成讨袁军。黄兴对这个计划不赞成，他认为在国际方面中华民国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边疆形势日益险恶，如果国内再发生战事，中国岂不成为朝鲜第二；至于在国内的形势对比，国民党不敌北洋派，因为革命阵营中许多意志薄弱只想做官的人，都已经投向北洋派了，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仅只有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省，而这四省的内部也并不统一，国民党必需量力而行，知彼知己。

由于国民党多数领袖主张避免使用武力而采循法律途径，因此经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建议袁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推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以避免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全权处理宋案。袁表面上接受，却由司法总长许世英以“不合编制”为借口而反对成立这个法庭。

黄兴主张不用兵可于他致袁的秘书长梁士诒一电中看出。3月27日黄电梁：“宋案连日经英廨审讯，闻发现证据颇多，外间疑团实非无关。兴以钝初已死，不可复救，而民国要基未固，美国又将承认，甚不愿此事传播扩大，使外交横生障碍。日来正为钝初谋置身后事宜，亟思一面维持，而措词匪易，其苦更甚于死者，公有何法以解之？乞密示。”梁对黄这通电报未予答复。

上海租界捕房在4月16日把刺宋案凶手应桂馨和武士英移交给上海地方检察厅，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死得不明不白。

刺宋案的另一凶手应桂馨在狱中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他有阿芙蓉的嗜好，开始时还用手帕涂上吗啡浆过瘾，随后竟公然要求抽鸦片烟，而法院方面怕他又来一个“死无对证”，也只好特准他在狱中公开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