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第5/16页）

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对此忍无可忍。他也必须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一家报纸声称，在希特勒先生发表抗辩声明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非常严肃，只有州检察官除外，他脸上一直带着屈尊的微笑。那完全不符合事实。对于州检察官在希特勒发言时表现不得体这样的说法，我表示反对。”12

律师这样的胡言乱语突出体现了审判希特勒所有的政治化性质，也体现了报纸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生活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希特勒一同组织参与暴动的被告对于暴动过程的陈述不尽相同，但是全都齐整划一地符合希特勒在开庭审判第一天所设定的基本框架。每一名被告都强调这次政变企图树立的好高骛远的目标，大唱爱国主义高调，同希特勒声称的拯救德国论调一脉相承。他们还详尽地讲述了希特勒有时提出的“用刀剑”从事政治活动的模糊暗示。在暴动期间发挥关键作用的希特勒突击队首领威廉·布鲁克纳站在证人席上怒气冲冲地高声叫道，“德国需要那些对祖国怀有炽烈的爱，对敌人怀有极大仇恨的人”，他们也愿意使用暴力手段，就像鲁尔地区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一样，由消极抵抗转为积极抵抗。13

控方势单力薄，而希特勒这边则有10名被告，11名律师。14另外还有名人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相反，控方只有两人：施滕格莱因和埃哈德。即使他们背后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这两位律师看上去也是毫无锋芒，政治上中立，手段软弱。例如，施滕格莱因从未对被告宣传性的证词长度或内容提出过异议。

拥有九名共同被告和一屋子唠叨饶舌的律师，这对于希特勒而言是个很大的优势，他不必凡事都亲自费力应对。在审判过程中，既不是希特勒，也不是他的律师劳伦兹·罗德，提出了法律上的第一个挑战——正式要求逮捕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而是布鲁克纳的律师科尔首先出击。本来法庭气氛已经因为执政三雄在酝酿暴动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变得紧张起来。科尔提出“立即逮捕”这三个人，使得法庭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科尔是法庭上最具锋芒的人物之一，又因为报纸上经常提到他身体肥胖，所以他也是法庭上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他身材不高，古板迟缓，双眼低垂，就连胡须也是向下微垂，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尊小加农炮。“被告已将重炮安排到位。”《慕尼黑邮报》这样写道，并没有多少开玩笑的意思。15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人一直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国防军开展密切合作，这一点到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他们也得到慕尼黑市警察局（所谓蓝衣警察，因其蓝色制服而得名）的庇护，这一点一开始并不广为人知。帕纳的前首席政治顾问，现在沦为被告的威廉·弗里克出面作证，才使事实大白于天下。弗里克和帕纳在1919年至1922年间执掌着慕尼黑市警方大权。有了强大的政治后台，慕尼黑市警察局才可以在扶植刚刚兴起的纳粹运动方面发挥着秘密作用。“本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1919年和1920年把它镇压下去，”弗里克说道，“但是我们认识到不应该把这个小小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镇压下去。”因为他们在纳粹党人那里看到了“德国复兴的萌芽”。弗里克侃侃而谈，听上去好像是希特勒的演讲词撰稿人（如果希特勒真有一位的话）。同希特勒一样，慕尼黑警方的这两位掌门人看到马克思主义大潮席卷劳工运动时，便决心消除这股大潮的影响，把工人们拉进民族主义者的阵营。“我们保护着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和希特勒先生。”弗里克坦白地说道。16

随着暴动计划的展开，弗里克和帕纳接到的任务是控制警察机关。但是他们最终在警察指挥部被捕。法官奈德哈德提出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弗里克事先得到消息并在暴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对此，弗里克闪烁其词，支吾遮掩，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所有这一切似乎并未使希特勒大伤脑筋。他后来任命弗里克为第三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发挥着急先锋的作用，为纳粹政权犯下了累累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