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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韩信确无政治意识。韩信看问题，处理问题，唯一的标准是个人恩怨。一位天才的军事家却完全不具备政治头脑。政治从来只讲利害与实力，不讲恩怨义气。所以，对于韩信的这种政治糊涂，蒯通讲了两条历史教训：

第一，张耳与陈馀的历史教训。

与韩信同一时代的张耳、陈馀曾经是“制颈之交”。巨鹿之战，张耳困守孤城，陈馀兵少，不敢闯阵救赵。张耳派两位部将闯出城催逼陈馀进军，陈馀认为寡不敌众，进军徒劳。张耳的两部将坚持要陈馀进兵，陈馀只好给了他五千士兵。结果，张耳手下的两员大将与陈馀的五千士兵全部阵亡。项羽在巨鹿之战中打败秦军之后，张耳与陈馀相见。张耳问及他手下的两员大将，陈馀如实禀告，张耳却认为是陈馀杀了他俩。于是，张耳与陈馀反目为仇。此后，张耳投奔刘邦，陈馀辅佐赵王。井陉之战中，韩信大败赵兵，陈馀被杀。

蒯通以此例告诫韩信：“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

蒯通认为：韩信与刘邦的关系比张耳、陈馀的关系更复杂。

第二，范蠡、文种与越王勾践的历史教训。

范蠡与文种协助越王勾践复国，立下盖世之功。结果，范蠡功成身退，得以全身；文种恃功协助勾践，最终为勾践所杀。

蒯通以为：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

蒯通这两句话就是千古传诵的“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蒯通分析韩信所面临的形势是：“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

蒯通认为韩信立下了不世之功，其实，韩信最大的功劳是攻占全齐七十余城，而这个主意正是蒯通教给韩信的。但是，韩信在战场上是用兵高手，在政坛上却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一方面，他认为蒯通的话有道理；另一方面，他却为刘邦之“情”所困，不愿叛汉。

像韩信这种军事天才，最能打动他的是晓以大义。蒯通游说韩信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始终未说到要害之处。最能打动韩信的要害是什么？是韩信与刘邦的关系及其变化。

项羽与刘邦在反秦斗争中并肩作战，但是，秦朝一亡，刘、项关系立即由并肩作战的友军转化为争夺天下的敌军。原因就在于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历史拐点，这个拐点就是共同利益、共同目标消失之时。项羽当年吃亏，就在没有弄懂他与刘邦的关系存在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韩信也吃了这个认识上的大亏。韩信也不知道，刘邦集团与韩信集团也存在一个历史的拐点，这个拐点就是项羽败亡之时。项羽未亡之前，刘邦要利用韩信打天下，他们有共同的目标——灭项；有共同的利益一分享天下。韩信与项羽都是这个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分属于两大集团，但是，这两位杰出的军事家却犯有同一个毛病——政治幼稚。

蒯通作为这个时期第一流的谋士，已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却始终未能彻底弄明白这一点。他无论怎么劝说，都不能打动韩信，根本问题就在于没有从这一根本问题上说服韩信。

所以，韩信的回答是：你不要再说了，我好好考虑考虑（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蒯通太关爱韩信了，也太自负了，他总觉得自己可以说服韩信。因此，在这次游说失败之后，蒯通又对韩信进行了第二次洗脑：老虎如果犹豫，还不如蜂虿的果敢；骐骥如果犹豫，还不如劣马的踏实；勇士如果犹豫，还不如庸人的坚持（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