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变（第7/17页）

咸丰皇帝本就身患重病，对奕在北京与洋人签订条约也十分不满，加上肃顺、奕等人的谗言，本能地对奕产生了一种仇视心理。如果不是几个月后咸丰皇帝病逝，说不定奕前途险恶。

然而当咸丰皇帝六月底濒临死亡时，奕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只身前往热河，见到咸丰皇帝后便泪流满面。在那一刻，咸丰皇帝还是展现出了柔情的一面，我们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很长时间以来，咸丰皇帝对奕与肃顺之间的矛盾都心知肚明。在弥留之际，他看出如果奕长时间待在热河，自己死后，恐怕肃顺对奕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有一天密诏奕，告诉他身在热河并不妥，肃顺等人恐怕会对他不利，让他赶快回到北京。

咸丰皇帝临终前，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了“热河派”和“北京派”在自己面前上演一出宫斗剧。他也明白肃顺虽然想要对奕不利，但回到自己地盘的奕同样不会善罢甘休。可以说临终前的咸丰皇帝内心其实是矛盾的，当权力与亲情相交织时，每个人都很难取舍。只是咸丰皇帝管得了身前却管不了身后，当他七月十七日（8月22日）清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大清帝国的一出宫斗政变大戏即将上演了。

4. 赞襄政务

咸丰皇帝去世后，“热河派”因为受命咸丰皇帝，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执掌朝廷大权的合法地位。史书记载，当时八大臣是“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赞襄”这个词出自《尚书·皋陶谟》：

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赞襄”这个词用在八大臣身上，就是说他们将按照咸丰皇帝的遗愿去辅佐新皇帝处理政务。八大臣中，有四位是御前大臣，即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额驸（道光皇帝驸马）景寿；有四位军机大臣，分别是户部尚书穆荫、吏部右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常少卿焦佑瀛。

咸丰皇帝在临终前没有将奕列入顾命大臣的名单，说明两人之间成见之深，到了咸丰皇帝至死还不能释怀的程度。据说当“北京派”的许多大臣纷纷附和奕，上奏咸丰皇帝请求回銮时，吏部尚书陈孚恩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上疏说如果皇帝陛下在外时间过长，可能有比当初被迫离开京城更为严重的事情，其实表面是劝皇帝回京，深层的意思却是暗示咸丰皇帝有失位的危险。陈孚恩很明显是指向奕，咸丰皇帝见到折子后立即发怒并下旨责问。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初奕是他的皇位有力的争夺者，他是不可能再让奕利用辅政之机将皇位夺走的。

现在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开始履行辅政义务，第一道命令就是公布关于治理咸丰皇帝丧仪的名单。名单中虽有奕的名字，但安排明显带有排挤意味：

着派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醇郡王奕、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侍郎杜翰恭理丧仪。陈孚恩接奉此旨，即星速来行在。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周祖培、全庆着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钦此。

表面上这种安排的意思是，咸丰皇帝的丧事固然重要，但京师的安全更为重要。全局衡量，统筹兼顾，似乎以国事重于家事的安排可以让人理解。但从感情角度来讲，奕与咸丰皇帝是兄弟关系，尽管国事重要，留守京师责任重大，但八大臣这样安排似乎不顾手足之情。而且北京距离热河并不远，八大臣不让奕前往热河，却急调陈孚恩去，明显就是排挤奕。

《清史稿》记载：“载垣等矫诏，令孚恩赴行在。”当然，当时也不存在矫诏一说，因为诏令就是八大臣起草的，体现的是八大臣的意志。之所以点名要让陈孚恩前来，原因就在于他虽然身在北京，却是“热河派”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