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Ⅰ 陈其美主谋杀宋谬说之流传（第6/18页）

第三，函中说陈其美“以廿余万之巨款贿通法公堂”，将武之供词“全数抽改”；又威吓应夔丞诬陷赵、洪杀宋；及案件移交中方检察厅后，陈“虑武仍如前供，乃毒杀之以灭口”。这也完全是谎言。应夔丞党徒谎称武士英在法公堂已供出陈其美是主使，但当时各报所登武士英供词并未提及陈其美。于是，便有了下一个谎言，说陈以巨款贿赂法公堂，将供词“全数抽改”了。可如前所述，法公堂是公开讯问，各方律师及政府代表均到堂参加会讯或听审，陈其美纵然可以“抽改”供词，又怎么可以堵住悠悠众口？何以当时报刊，从未见有武士英招供陈其美为主使的报道呢？更何况众目睽睽之下，陈其美如何能够做到“赂通法公堂”，“全数抽改”供词？陈既未假应、武之手杀宋，他如何能威吓应诬陷赵、洪杀宋？又如何会毒杀武以灭口？

第四，函中说黄兴“以暗杀之说要挟厅长，必欲其入赵以罪”，甚至“要求审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赵、洪死刑”。这同样属于编造。黄兴等人主张组织特别法庭遭到司法部阻挠后，依旧坚持法律解决，接受了司法部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此案的决定。尽管黄兴等人认定袁、赵就是刺宋幕后主使，但在他们看来，只有经过法庭审判定罪，才具有说服力，因此根本不可能有所谓“以暗杀之说要挟厅长，必欲其入赵以罪”，乃至要求审判官缺席“宣布赵、洪死刑”的行为。应夔丞党徒编造此种谎言，很明显是为了刺激赵秉钧，希望赵能出手援救应夔丞。

在经过一番胡编乱造的铺陈之后，应夔丞党徒终于在函末道出了真正的目的，即希望雷震春等运动“当道”，将裁判所移至与黄兴等国民党人关系并不融洽的湖北黎元洪处，从而使应夔丞有机会脱罪。赵秉钧看到了这封信，他最希望法庭能够厘清刺宋真相，从而还自己清白，因此断然不会帮应夔丞脱罪。袁世凯应当也看到了这封信，并且看到了雷震春的密呈，他很清楚，洪述祖才是刺宋案的关键人物，应夔丞党徒不过是一派胡言。尽管他并未主谋杀宋，但他毕竟是洪、应构陷“孙黄宋”等其他案情的主使人，[49]这些案情一旦在法庭上摊开，对他竞选正式大总统将很不利。但在国民党人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他又不可能将应夔丞提解到北京或湖北，因此他唯一可能做的是，明知应夔丞党徒胡言乱道，仍要支持其大肆鼓噪，从而转移视线，将舆论攻击的矛头引向国民党人。[50]

三 《国报》大肆造谣

在前引雷震春致袁世凯的密呈中，雷震春报告了他如何向钱锡霖出主意，以帮助应夔丞脱罪，其中一个办法即是“再曝陈其美之不法”。具体怎样做，未见确切记载。不过，我们注意到，在钱锡霖见过爱理斯后，有一份报纸突然开始密集攻击黄、陈二人，在各报中显得非常“突兀”，这就是与袁世凯方面关系密切的《国报》。

先是1913年5月1日，《国报》刊登了题为《叛徒与宋案》的社论，称：“洪述祖、应夔丞为陈其美死党，陈其美为黄兴死党。前清时代之暗杀，如金琴荪等各要案，无一不与陈、应有关系。民国时代之暗杀案，最著者如陶成章之死，实应夔丞所杀，黄、陈诸人皆有关系。”又称宋案发生，程德全赴沪调查证据，为黄、陈所胁迫，将“关于陈其美嘱托应夔丞杀宋之证据”等，一概抹杀，“以杀人之罪加诸袁、赵”，“其移尸过界之计虽工，法庭审判终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决不能掩尽天下耳目也”。[51]紧接着，5月4日，《国报》又刊文称：“应夔丞为著名流氓，陈其美为高等流氓，世人尽知矣……不观夫国民党主争总统之议者，非陈其美为最力欤？主舍总统而争内阁者，非宋君为最力欤？……夫宋君之死，殆死于内阁之议，而非死于桂馨之枪，故曰桂馨亦不足责也。世之欲知主使者，当可想其人矣。”[52]分明将陈其美指为杀宋主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