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二次革命”的必然性及意义所在（第2/11页）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违背民意，不得民心。如章开沅认为，“当时舆论多数是倾向于袁世凯这一方面的”，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没有真正的考虑到人心的向背，当时经过了辛亥革命那一场大的社会动荡以后，老百姓还是希望安居乐业”。[196]杨天石也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心理的普遍状态是希望和平，希望安定，希望在袁世凯的统治底下，中国的道路能够走得比较顺利”，“所以当孙中山要举行‘二次革命’的时候，应该说社会的同情并不在孙中山身上。不仅社会舆论普遍地不赞成搞‘二次革命’，连国民党里边的大部分人也都不赞成‘二次革命’”。[197]然而，所谓“民心”“民意”，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有人认为“二次革命”不得人心，可在孙中山眼中，却是宋教仁被刺后“人心激昂，民气愤张”。[198]章太炎也说，“此案发生，各省人心异常愤激”，并进一步引申说：“使政府平日施政大公无私，为人民信仰，则宋案发生，人心必不如是愤激。因政府平日行为极谬，国民已大受痛苦，故宋案发生，国民震怒，几不可遏，此亦公理不灭、人心不死的明证。”[199]可见袁世凯的统治并不是完全得民心的，当时白朗起义蔓延鄂、豫、皖、陕、甘五省，历时三年之久，便是证明。而且，所谓“民心”“民意”，也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不就曾假借“民意”吗？实际上，早在宋案发生当时，袁世凯就已经可以很纯熟地使用这一手法了。一方面以强力压制国民党批评政府的声音，另一方面不断在幕后制造舆论，攻击国民党人，或借“国民党某君”名义，或借北军中“某军官”名义，或借“某西报”名义；或代表政界，或代表军界，或代表商界。于是，袁世凯及其政府就被树为“民意”代表，而国民党则被描画成一群破坏建设、分裂南北，企图发动“二次革命”的暴民。《民立报》曾专门揭露政府以“险恶手段”，“造作种种蜚语，以惑听闻而乱是非”，导致“浅识之徒，被其蒙蔽，民不安枕，商贾裹足”，“然常人习焉不察，反以政府之倒行逆施为是，以国民党之力伸公义为非”。其目的就是要将国民党树为靶子，“逞其杀伐之野心，以一网打尽民党”。[200]孙中山后来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后悔在宋教仁被刺后人心激奋的情况下没有立即起兵讨袁，使得袁世凯得有机会“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201]可谓血的教训。可见，所谓“民心”“民意”，是不能够仅仅看舆论宣传的，尤其不能仅仅看强者一方的宣传。我们当然不否认，经过辛亥革命之后“民心思安”，但当我们做出“二次革命”违背民意、不得民心这样的判断的时候，其中实际潜藏着危险，有些过于简单化了。

当袁世凯为了自身利益，堵死法律解决宋案的路子，在政治上分化国民党人，在军事上紧逼国民党人，在舆论上刻意把国民党塑造成敌人的时候，也就把国民党逼到了死角，由于无法找到其他有效的反袁途径，“二次革命”爆发也就是必然的了。有人批评国民党“为了一个刑事案件”，“开启了辛亥革命后用武力解决政争的先河，而且在国民党带领下愈演愈烈，中国政治以此为起点走上歪路”。[202]还有人认为：“革命党人虽然宣言要追求的是真正的共和制度，但实际上或者说客观上破坏了这种制度，采取革命的方式、武装斗争的方式取代了和平的方式，违背了人们的意愿，破坏了和平建设国家的路径。”[203]持这样看法的人显然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二次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被迫发起的革命，从主观上讲，国民党根本没有破坏民主共和的意图，恰相反，发动革命的目的，是要反抗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是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因为袁世凯在民主共和制度下的一些作为，实际上是与这一制度相背离的，任其发展，必成大患。正如李剑农在论及“二次革命”时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