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党应对宋案的惨痛教训（第8/8页）

最难测者事变，最易失者时机。政府而有暗杀之行为，为有史以来不多见之事，宜其不甚介意，不得议其无保身之哲也。至事变发生，人心鼎沸，乘此时毅然讨贼，安见其不能伸大义于千秋？乃悠悠忽忽，欲借法律为护符，俾得从容布置，则其取败也，不亦宜哉！[191]

这些反思实际上变成了对黄兴单方面的指责，因此并不是真正的反思，而是推卸责任。这说明孙中山等人始终没有认识到，宋案处理失败的根源，其实在于国民党人在疑袁、反袁心理作用下，对宋案本身缺乏理性研究，对袁世凯压制国民党人的手法缺乏深入认识，因此也就无法在对袁斗争中采取正确的策略。他们始终错误地认为，袁、赵主谋刺宋“证据确凿”，“曲直是非已大白于天下”，因此天真地寄希望于法律解决，而一旦法律解决无望，又缺乏其他有效的反击手段，于是武力讨袁就成为必然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