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党应对宋案的惨痛教训（第3/8页）

而国民党人对赵、洪、应函电的解释又多有错误，这就更加使他们的攻击缺乏充分的根据。其结果便是，国民党自身反而遭到来自政府、舆论和其他党派的尖锐批评，由受害者变成了“藉端破坏者”。国务院即发表通电，不点名批评国民党人道：

共和告成，皆无数志士军人所铸造。现在国基未固，虽极力维持，犹恐不及，岂容尔虞我诈，妄启猜疑……政府办理此案，既未一步放松，亦未稍行操切，无非按照法定手续，使外交方面勿生阻力，以成信谳而伸法纪。乃外间不察事实，动云某某指使，或则牵扯政府，或则指斥伟人，辗转传讹，挑动恶感。须知证据既在公堂，中外具瞻，谁能掩饰。未经宣布，何待辨明。在报纸不根之谈，别有用意，若政府效其逆亿，张冠李戴，含沙射人，则是浮议可作爰书，法庭皆为虚设，既非人民之福，又岂逝者之心。乃幸灾乐祸之徒，借端构煽，不顾四百兆人民之疾苦，以遂一二人破坏之诡谋，不知煮豆然萁，同归于尽。[158]

袁世凯方面之《大自由报》则刊登社论，直接批评国民党人欲借宋案颠覆政府：

自宋案发生以来，国民党欲利用此事件以为颠覆政府之计，于是横造谣言，不论事实，不计是非，强词夺理，变白为黑。推其目的，非将法律问题混入于政治问题之中，一若不足以快其倒行逆施之心理焉。遂乃不得不由武、应而争〔牵〕及于洪，由洪而牵及于赵，而牵及于袁……武、应刺宋教仁是一事，洪与应商购宋教仁骗案票又是一事。将来据实讯鞠，武、应刺宋应否将洪牵及，尚不敢必，又何论乎赵，更何论乎袁？虽然，国民党非不知之也，知之而姑无理取闹者，国民党非为法律问题也，为政治问题耳。且夫政党者，原来与政党相终始者也。国民党既以政党命国民党，即进而以双肩担国家之大任，以赤城博国民之欢心，用堂堂之鼓，正正之旗，解决吾中华民国政治上之大问题，夫谁尔责？奈之何以最卑鄙之手段，最恶劣之心地，藉死人为傀儡，混政治于法律，置正义道德于不顾。[159]

共和党《亚细亚日报》也批评国民党，谓：“宋案证据，某党所谓‘大放光明’，所谓‘惊天轰地’者，今已发表，乃不过洪、应来往函电数通而已。就法律上、事实上言之，皆无涉及袁、赵之确证，乃某党大肆簧鼓，作种种剑拔弩张之态，以摇惑人心。人说是急火攻心，我说他也是藉端破坏。”[160]又批评国民党的做法“似不合法”：

宋钝初不幸而被刺，刺客幸而破获，一为应桂馨，南京政府之官僚也；一为洪述祖，北京政府之官僚也。乃某报居然断定袁世凯、赵秉钧为犯人，主张其自行投案。此等武断灭裂之言论，吾人决不能谓为合法也。推彼辈之意，岂不以洪述祖曾为北京政府内务部参事，故洪杀人，北京政府之总统、总长皆当目为同谋犯。然亦知应桂馨曾为南京总统府庶务科长、兵站长、沪军都督谍报科科长乎？如洪之罪名可以追溯至袁、赵，则应之罪名何不可追溯至孙、黄、陈其美耶？……苟非谋逆证证〔据〕在握，何得袁贼、黎贼口不绝声，如上海《民权报》辈之言论者。[161]

这些批评虽未必句句正确，但由此可知国民党对袁、赵的攻击，非但没能得到其他党派支持，占领舆论、道德与法律制高点，反而使自身遭到了尖锐抨击，究其原因，就在于国民党始终未能通过对宋案证据的切实、理性研究，提出袁、赵即刺宋案幕后主使的确凿证据。

第二，国民党没有能够提出理性解决宋案的方案，他们主张设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实际上是将法律解决与政治问题混杂在了一起，结果遭到对手和舆论批评，使自身陷于被动，不得不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