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案情演变实记（第2/4页）

在此期间，沪上开始出现由部分激进国民党人组织的欢迎国会团，主张自行确定国会召开地点，以避北京军警干涉，自由制定宪法，自由选举总统，以实现真正共和。[23]袁对此甚为惊慌。洪见袁欲解散该团，有机可乘，遂又运动袁“特委”其南下，与应调查该团真相。[24]1月20日，洪以赴津养病为名，向赵秉钧请假两星期。[25]1月22日，洪与应南下上海。《民立报》驻北京记者探得洪南下消息，于1月25日在该报刊登专电，称洪受袁之命携巨款南下，欲解散欢迎国会团。[26]赵至此方知洪请假赴津养病是假，遂要洪之家属发电，请洪速归。[27]当晚，洪述祖之子洪深发出“赵嘱速回”家电。[28]由于当时“洪正有事宁、苏”，应夔丞接电后，一方面于1月25日凌晨给洪深回电，告知洪述祖将于1月31日乘快车回京；[29]另一方面于1月26日早上密电国务院，有“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回面详”之语；1月27日又给赵寄一函，报告调查欢迎国会团情况，请赵“转陈总统”，[30]赵由此被卷入局中。由于欢迎国会团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真正的民主共和宪法，洪、应很快就将主要目标转移到了操弄宪法起草来对付国民党方面。为此，应夔丞以金钱秘密运动浙江议员杭辛斋，要其支持制定总统制宪法，又以金钱收买国民党人王博谦、章佩乙所办《民强报》，要其鼓吹宪法应赋予总统“解散国会之权”。[31]1月30日，应夔丞还撰写了一篇题为《制定宪法之必要》的文字，专门阐述宪法赋予总统“解散议会之权”之必要，请洪述祖代呈总统。[32]1月31日，洪述祖离沪北上，2月1日到天津，当日写信挑唆应夔丞，有“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之语。[33]同日，应夔丞向国务院发出“东电”，一方面表示已经采取“金钱联合”手段，收买江、浙两省过半数国民党议员，要其在宪法起草问题上主张两纲，即国务员的产生除总理外其余均不必通过投票决定，以及总统应有解散国会权力，并称第一纲“似已操有把握”；另一方面，又表示第二纲“手续繁重，取效已难”，暗示将另外采取措施。[34]2月2日，洪回北京，当天又写信告应，“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35]同日，应配合洪，向国务院发出“冬电”，将构陷“孙黄宋”的“激烈文章”和盘托出，称“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并暗示需款30万元。[36]2月4日，洪发函告应，《制定宪法之必要》呈递总统后，总统“甚为欣悦”，称赞其“办事出力”，并答应每月资助《民强报》500元，先发4个月。[37]同日，洪述祖又有一函，告诉应夔丞“冬电”已由赵处转到他手中，并已面呈总统，“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洪又提醒应：“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不必再用‘应密’，缘（经）程君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处手续不甚机密。”[38]2月5日、8日、11日洪接连3次发函，要应尽快将“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原件或影印件寄来，以便索款，应未有回音。[39]在接下来大约10日中，洪谎称接到了上海“应密”来电，从赵秉钧处借得“应密电本”。[40]2月22日，洪第四次发函，催促应邮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原件或影印件，又谎称赵秉钧担心国务院秘书程经世“不机密”，已将“应密电本”交与其“一手经理”，要求应以后“除巡缉长之公事不计”外，“勿通电国务院”。[41]

此后约有两周，洪无函电致应。期间，洪述祖于2月27日“由京来津”，并将家眷带回天津宿纬路自置房内安置。[42]3月6日，洪在天津致亲笔函与应，一方面强调“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取到方可开口向中央索款，另一面以“除邓”并在《民强报》“登其死耗”为例，指示应夔丞，如果宋教仁有“激烈之举”，即可“乘机下手”。[43]3月7日，洪述祖“由津晋京”。[44]同日，有人匿名向《新纪元报》投送《驳宋遯初演说词》，以当局中人语气攻击宋教仁2月19日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该报随即很快于3月8日、9日、10日分三次连载。[45]与此同时，洪面见袁世凯，挑唆谓“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答以“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46]然而，洪并没有停止刺宋计划，反而极力唆使应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