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洪述祖落网及被处绞刑（第6/14页）

[8]《第六次预审记》，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74页。

[9]《应桂馨之就缚》，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44页。按应夔丞起初否认认识王阿法，至第六次预审时，应夔丞律师爱理斯与应夔丞之间又有如下问答。爱问：“汝识王阿发否？”应答：“有友来信介绍。”爱问：“王阿发带信来见你在何时？”应答：“三月一号或二号。”爱问：“信内何事？”应答：“信内说，我有一人，你要用否？”应夔丞所说友人即吴乃文，应并向爱理斯提到：“所有吴乃文荐信，亦存捕房。”（《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6页）按吴乃文所写介绍信，迄今尚未发现，但被捕后的应夔丞断定该信已被捕房搜去，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即应夔丞对其律师所言他与王阿法结识情况属实，如此他所言才能与被搜去的介绍信内容吻合。

[10]《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国民月刊》第1卷第1号，1913年，第18页。

[11]《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2页。

[12]《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1页。

[13]《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1页。

[14]《宋先生被刺之痛史》，《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6页。

[15]《英捕房之注意》，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47页。

[16]《破获暗杀宋教仁案续志》，《神州日报》1913年3月26日，第6页。

[17]《第四次预审·王阿发之证词》，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61页。

[18]《第四次预审·王阿发之证词》，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62页。

[19]《第四次预审·王阿发之证词》，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61页。

[20]《第六次预审记》，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74页。

[21]《程德全保应原电》（1912年10月16日），《民权报》1913年4月8日，第7页。

[22]《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通告》（1913年3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4；《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劝告共进会总支分部各会员训词》（1913年3月18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1。

[23]仲材：《刺宋案之六不可解》，《民权报》1913年3月26日，第3页。

[24]《共进会竟敢请还文件》，《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8日，第3页。

[25]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5頁。

[26]《探访宋案要证》，《新闻报》1913年7月28日，第3张第1页。

[27]关于武士英的出身及刺宋前经历，山西《河津文史资料》第5辑曾刊登一篇文字，可供参考。文中写道：“武士英，乳名盛娃，父亲早逝，靠母亲辛劳操持家计，艰难度日。武长大成人后，游手好闲，弃母不养。清光绪卅三年（1907），村（指河津县通化村——引者）人庞全晋（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奉派到贵州担任学堂监督，武随庞前往，初当庞仆从，后充厨子（炊事员）。武士英不甘居于人下，屡次要求回家，庞遂给予盘资，让其返晋，而武终未回原籍而仍在贵州流浪。时值南方各省革命党人到处举事推翻清室，武即投奔革命党，充当敢死队，转战数省，屡立战功，提升为下级军官（一说为营长），以后又脱离军旅，到了上海……做古董生意。”见刘大卫《民初的“宋案”与凶手武士英》，《河津文史资料》第5辑，政协山西省河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9，第171页。

[28]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5—26頁。

[29]《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凶犯拿获之详情》，《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