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洪赵不能到案真正原因（第3/10页）

在上述情势下，袁世凯虽然不曾主谋刺宋，但因无法洗清嫌疑，其考虑的首要问题必然会转向应对宋案给其竞选大总统所带来的冲击。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袁世凯一方面担心案情发展“恐与选举正式总统大有妨碍”，于4月6日晚“打出密电三十余处（密码字数不一），致各军队及北方各都督，以为选举总统之预备”；[169]甚至对孙中山低三下四，“每日数电前来”，一则“为其本人之立场开脱”，二则请求孙中山“予以推举”，而孙中山“尚未复其一电”。[170]另一方面，则在引渡洪述祖和阻止赵秉钧自证清白问题上，动作频频，由此出现许多诡秘情况。

首先，政府派人到青岛办理引渡洪述祖归案事，但派出的却不是外交部人员，而是与洪有戚谊的内务次长言敦源，和与洪同为构陷“孙黄宋”嫌疑人的国务院秘书程经世。言、程对外宣称是“公出”，但面对德人诘问，却鬼鬼祟祟，或谎称探亲，或谎称到青岛购买德文书籍。诸多迹象表明，他们到青岛的主要目的，其实是要代表袁与洪达成一笔交易，其条件即是，洪将构陷“孙黄宋”之事一身承揽下来，而政府则可就引渡洪述祖归案一事暗中操作，以求不了了之。对洪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结局。因此，我们看到，刚见言敦源时，洪还口出狂言，谓：“共和我洪某首功，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与我洪意见不合，故主使狙击，直言不讳。”[171]转眼间，洪便可以罔顾宋案证据事实，出尔反尔，于5月3日发表“江电”，采取“移花接木”之法，将他假托中央名义，以“燬宋酬勋位”诱应杀宋，强辩为他假托中央名义，促应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以毁宋名誉，将“燬”字强释为毁人声誉之意。这样，他就不但独自代政府承担了构陷“孙黄宋”的责任，而且将杀宋之事概行否认。这样一来，“江电”也就成了袁、赵为自己辩护的有力依据。于是，我们又看到，总统府幕僚蔡廷幹，很快便将洪述祖5月3日“电报英译本”交给莫理循，并要莫理循“提供一份各国知名人士、协会、学院和商会的名单”；而莫理循则答应“设法交给新闻记者”，并建议“散发这种文件，最好通过驻外各使馆”。[172]洪述祖“江电”竟然如此合乎袁之需要，若非私下有过交易，如何能够做到？而将电稿翻译成英文广泛散发，看起来不过是计划中的一步而已。洪述祖后来在京师高等审判厅接受讯问时称：“查我所供称关于‘江电’上之陈述，原为保护中央政府名誉起见，所以才不顾自蹈法网，俯认无疑。但我所认的并非杀人事情，且该‘江电’亦无杀人字样。”[173]一个可以为了一己私利谋财害命之人，竟然可以高尚到“为保护中央政府名誉起见”，牺牲自己，“自蹈法网，俯认无疑”，这不正透露出他和中央之间有过交易吗？其实，对于此中秘密，当时就有电披露云：“洪犯述祖于江日（三日）通电中央及各省，力辩宋案与袁世凯、赵秉钧无涉。兹探得秘密消息，此事实由袁世凯密电青岛徐世昌，令以重金赂洪犯，使发此通电，将罪案一身担任，袁一方面并运动德人为洪护符，如是则洪虽自认罪犯，仍得逍遥法外。”[174]此说真伪难断，但确有蛛丝马迹可寻。《神州日报》4月14日曾刊登13日“北京专电”云：“政府以德国胶督仍不解交洪犯，今日特增派徐世昌赴青岛与德交涉。”洪发“江电”时，徐世昌的确在青岛，并且曾在4月24日与胶督麦维德会谈。[175]而对言、程青岛之行，如前所述，《民权报》也曾刊登“北京来电”揭露二人“表面上为办理引渡洪述祖交涉，而实则多方运动，冀勿将洪贼交案审办。”[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