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赵屡请辞职自证清白被袁拒绝（第5/5页）

由以上叙述可知，从刺宋案发生直至“二次革命”爆发的三个多月中，赵秉钧几乎一直在要求辞职或免职，但每一次都被袁世凯拒绝，并遭到袁世凯周围多数人反对。一些舆论对于赵秉钧坚欲辞职，也从一开就持反对论调。如《亚细亚日报》专门刊登社说，对闻听赵秉钧决意提出辞表，表示“较闻暗杀宋教仁消息之传来，尤为震骇”，认为“宋君为社会中之个人，其被暗杀亦为通常习闻之事，即极其关系之重大，不过为政党中重要分子与有学识之一人材”，“若因社会上杀一个人而总理辞职，则吾未之前闻；即杀一政党中人与有学识之人材，而总理辞职，吾人未之前闻”。又认为，洪述祖虽然是内务部秘书，但“洪述祖之与刺宋案，为个人行动，为有所主使，尚未可知。但使能实行拿洪解沪，总理对于此案，即可不复过问。若谓社会中有嫌疑总理、指目总理者，则悠悠之口，何所为而不可。身当政局，焉有如许闲情，与社会争气，与报馆斗口”。因此，批评赵秉钧提出辞职“为无意识之行动，乃妇人女子负气之所为，岂当国重人之所宜出此乎？真所谓不识大体者也”。[104]又认为：

惟赵氏身任国务总理，自应对于国务员负完全之责任，乃因此偶尔嫌疑之风说，挟气辞卸总理之职。倘继任者后因偶被嫌疑，亦相继而辞职，国务总理何等重要，焉能儿戏若此。况临时政府行将告终，乃一切不顾，毋乃太不负责任，盖适足形其无意识而已矣。[105]

《时事新报》论调亦复相同：

赵之蒙此嫌疑，固赵之不幸，然堂堂总理，以此等嫌疑而即思辞职，视总理太轻，视自己亦太轻，可谓无意识，不负责任者矣。如负国务者皆以嫌疑而即须辞职，则凡欲推倒内阁者，但制造一嫌疑案而已足矣，又何须以万钧之力，与政府激战哉！然有中国之共和程度，乃有此不负责任之总理，固无足怪矣。[106]

《新纪元报》也刊登社说，对赵秉钧欲辞职赴沪对质表示“大愚不灵，大惑不解”，称其不仅“规模狭，局量褊小”，而且“视国家之轻，不如其视自身之重”。又云：

宋遯初虽政党之重要人物，而自社会方面言，乃个人耳。其死纵属可悲，然因社会上个人之生死，而使国务总理辞职，藉使违反法律须负政治上之责任，赵总理又将若之何？且国务总理者，国家之机关也……如宋遯初之遭暗杀，果其赵总理与之有关系，即辞总理之职，仍不能逃于法网之外；如其与之无关系也，则辞职只增政治上之纷扰，而轻视国家之机关。而赵总理者，其行动乃于小丈夫不识大体，而与妇人女子争负气之概，其有辱国务总理，虽沸东海之波，不足湔除其污者也。[107]

这些批评看似立于某种高度，出于理性，实则完全不顾宋案实情。宋案非普通刑事案件可比，对政局影响甚大，固不必细论。赵秉钧辞职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应夔丞“口供牵及部员（即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引者），己有管辖之责，若不离任，则于缉凶、搜据诸有不便，理应回避”。[108]这恰是识大体、负责任的行为，却被批评为“无意识”“不识大体”“不负责任”。退一步讲，就算赵秉钧的举动只是为了个人名誉计而不顾大局，也是为了向国民证明他并非刺宋案幕后主使，理应得到理解。而那些批评赵秉钧要求辞职的报纸，无一例外是支持袁世凯的，其目的无非是要在袁世凯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以稳定大局为言，助其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