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袁无须杀宋种种缘由（第3/5页）

第四，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的确对袁世凯的权力构成威胁，但袁世凯并非没有应对之策，其中一个重要策略，即是联合或操纵其他各党，乃至国民党内的游移分子，在国会内形成一股由袁主导的力量，从而与国民党形成对峙，乃至夺取组阁权，同时为总统选举做好准备。

袁世凯对这一策略深有考虑。他曾对工商总长刘揆一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政党内阁殆不成问题也，国会开后视谁党议员占多数，内阁即应归谁党组织之，余何容心焉。”[67]其时，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一直谋划三党联合对付国民党，原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于1913年2月24日加入共和党，成为三党对付国民党的主导人物，并计划推出自己的组阁人选。[68]袁世凯自然也不会坐视国民党一党独大，所以至少在宋教仁被刺前一个月，他就已经在活动，“欲挟数个不以党名之团体并入三党（指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引者）而利用之以为武器”。[69]很快，袁世凯就和梁启超建立了联系。梁启超在3月7日一封信中就曾提到，“党界大有更动，项城或将加入共和党”。[70]在3月15日一封信中又写道：“党事大有进步，项城入党已决，稍待当发表，民主、统一亦联合也。”[71]在3月18日一封信中更明确说：“三党合并已定议，吾入京数日后即发表。”[72]虽然由于刺宋案突发，袁世凯入党之事无果而终，但三党联合的基本态势，在宋教仁被刺前已初步形成。而早在2月下旬，《亚细亚日报》就预判，“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之员数，足以控制国民党而有余”，如此，则国民党“梦想之政党内阁”，将成为“幻相”。[73]3月上旬，《神州日报》进一步说：“三党之政策，大体与袁氏政见不相异同，则袁氏依三党之同情，足已以自树立，何必曲徇国民党之要求，而牺牲其向来之政见乎？”[74]同时，为保证当选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也需要与各党联合对付国民党，故《民主报》曾报道袁世凯“广置党羽，嗾其左右联络共和、统一、民主各派人员组织一新政党”，“以袁总统为中心点”，“以为攫取总统之帮助”。[75]就在刺宋案发生前一天，各政党派代表在湖广会馆开会“讨论选举正式总统问题，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意见相同，可联络一致，大约此次选举票至少须占三分之二”。[76]在这样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袁世凯若派人刺杀宋教仁，岂不等于自乱阵脚？

第五，应对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袁世凯还有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法，即从宪法草拟入手，设法制定一部总统制宪法，从而彻底解决政体问题。

对袁世凯而言，无论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叫得如何响，能否实行，最终还是取决于正式宪法就政体问题如何规定。倘若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制，则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将无由实施。因此，如何制宪才是解决双方政见分歧的根本所在。国民党人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具体而言，国民党主张宪法规定“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由议会提出且决议之，不必由总统提出及任命”，这样大总统就会像法兰西总统那样成为“傀儡”。而袁世凯则“屡次向人宣言，谓有强国之宪法，有弱国之宪法，有亡国之宪法。弱国、亡国之宪法下之总统，我决不居”。其所谓弱国、亡国之宪法，即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之任命，必须经议会同意，这是他“最引为大憾者”。[77]此外，袁世凯还特别关心“大总统对于议会是否当然有解散之权”。[78]为了争取制定出一部符合自己主张的宪法，袁世凯除了屡次发表谈话，反对宪法“因人而加以限制”，反对宪法“束缚政府”外，[79]又暗中支持洪述祖、应夔丞等以“文字鼓吹”和“金钱联合”手段，收买报馆，收买议员，力图操弄宪法起草。袁世凯还早早聘定日本法学家有贺长雄和美国法学家古德诺为宪法顾问。[80]同时，袁世凯还筹备在国会以外另设机关纂拟宪法，并拟定《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专为拟纂宪法草案，以为提交国会之准备”。[81]就在宋教仁被刺前两周，有贺长雄教授带着助手来到北京，开始为袁世凯工作。[82]他的核心主张，便是认为中国应当实行总统制。而当时中国“奔走国事者，无论中央、地方，多出其门”，[83]由此亦可窥见袁世凯聘请有贺颇具深意。所有这些举措都证明，袁世凯早就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他与国民党的政见分歧了，并且在宋教仁被刺前一直在进行当中。诚如黄远庸所云：“政党内阁之人物问题，似大而实小。”[84]谁任内阁总理，谁任国务员，看似重要，其实并非最要，最要乃在宪法当中如何规定总理及各国务员之产生及其权限。倘若宪法为总统制宪法，则不论黄兴还是宋教仁任总理，国民党皆难以对袁构成威胁。故设法制定总统制宪法才是袁世凯对付国民党政党内阁主张的根本办法，杀一宋教仁非但无助于根本问题之解决，反而会招致强烈反弹，实为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