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构陷阴谋未果洪唆使应对宋“乘机下手”（第6/7页）

接下来，洪述祖提出两个办法，供应夔丞选择：“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前半句洪述祖仍然要求应夔丞设法取得“印件”，不论原件、抄件均可，这是洪述祖第六次催促应夔丞。但自从2月2日应夔丞于“冬电”中向国务院报告已向日本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材料以来，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中间虽经洪述祖一次次催促，应夔丞始终未能提供材料，洪述祖对此显然已不抱多大希望，他甚至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应夔丞是想“空手套白狼”。事情到此，本应有个了结，可洪述祖却不这么想，他需要向袁世凯有个交代，更主要的是他并不想放弃谋取私利的机会，于是头脑中开始生出邪恶想法，笔锋一转，向应夔丞提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即“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其实就是“或宋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之意。洪并举例：“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意思是，“邓”这个人反对政府主张激烈，所以比较容易找到下手机会，而宋并非激烈之人，所以需要在宋“有激烈之举”时，“方可乘机下手”。[146]不论“邓”为邓良财，还是邓家彦，所谓“除邓”“登其死耗”，均指置“邓”于死地无疑。洪述祖以“除邓”为例，向应夔丞指示无法提供“宋骗案”材料时对付宋教仁的另一办法，已明确露出杀害宋教仁之意。而且，洪述祖自此以后给应夔丞的函电中，“关于提票之事，并无一语道及，可见毁坏名誉之意思，业已变更”，[147]杀宋之意，自兹确定。

需要指出的是，洪述祖转而产生杀意，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或许是欢迎国会团经过三个多月的纷纷扰扰，渐归沉寂，也使他不得不另谋对待国民党领袖的办法。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曾于2月底在香港的一次演说中提到，有人问他欢迎国会团有无势力，梁回答说：“此系三五人把持，必不足为国会碍，现各省国会议员抵京者已有二百名外，广东也已到七人，正式政府必不致改期。”[148]一般舆论也认为：“该团体声焰虽炽，然其实绝非有力团体，不但革命巨子与该团无涉，且该团主义万难贯彻，势力渐归弩末。其中实状，早为明眼人窥破，故政府召集议员，组织议会，夷然进行，毫无窒碍。”[149]洪、应二人原本欲借政府欲解散欢迎国会团之机，操弄宪法起草，并损毁国民党领袖声誉，从而向中央索取30万元报酬，现在该团既然“势力渐归弩末”，甚至其发起人都向中央投诚，而二人又无法搞到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因此不得不“于所图略加松劲”。但洪述祖显然不想放弃谋利机会，因此他很自然地想通过别的手段谋取利益，杀宋之意由此发生。

另须指出的是，应夔丞在受审时将“邓”说成邓良财，似有防止法官将“除邓”与“杀宋”关联之意，因应夔丞口中之邓良财为一武人，而宋教仁为国民党之思想家、活动家，两人差别实在很大，很难让人把二者联系起来。洪述祖则在1918年受审时，一方面将3月6日函说成是已经死去的赵秉钧授意，企图卸责于赵，掩盖其造意杀宋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称自己忘了“邓”之名字，回避应夔丞所谓“邓”即被徐州军官“捕杀”之邓良财的说法，以免法官由“除邓”联想到“杀宋”，其做法与应夔丞可谓异曲同工；洪甚至莫名其妙，将“邓”说成一“州官”，故意扰乱法官视线。[150]洪又说：“其‘激烈之举’者，非武力之激烈，亦系用文字鼓吹之激烈。”[151]试图否认“邓”为被杀之武人邓良财，却不料弄巧成拙，暴露出“邓”之激烈乃“用文字鼓吹之激烈”，然则非指《中华民报》邓家彦而谁？这样一来，“除邓”并“登其死耗”于《民强报》，不就是暗示要“杀宋”吗？京师高等审判厅1918年对洪述祖的二审判决，虽然采用了应夔丞的供词而未确认“邓”为邓家彦，但也指出：“‘邓’字既系邓良财，且死于被杀，洪述祖以之引譬‘激烈之举’，其为教唆应夔丞以‘除邓’之法除宋，事实已属明确。”[152]应该说这样解释基本还是正确的，未为洪述祖之诡辩所迷惑。[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