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几种关键的私家记述（第2/5页）

除以上四种外，还有一种私家记述尤其受到宋案研究者注意，这就是袁克文的《辛丙秘苑》。该书成于20世纪20年代，撰者是袁世凯次子，书中对于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赵秉钧如何被人毒死，应夔丞如何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以及袁世凯对宋教仁被刺的反应等，都提供了许多细节。撰者在序言中称，清末民初数年间，“大事逸闻不传于外者多矣，不佞以所见知笔之于书，既以存先公之苦心，且以矫外间之浮议，或招怨毒，非所计也”。又称：

不佞作《辛丙秘苑》，本于见知，事之惝恍有疑者，不书也。人有关于书中之一事者，或有其近为之辩掩，亦理之定、情之常，予无用从其辩而辩焉，读予作者不可以予无言而遽疑为事诞辞穷。故预为声言，无论如（何）驳难，俱不一答，阅者谅焉，驳难者亦谅焉。[99]

真理越辩越明，袁克文一方面声称所述“本于见知”，另一方面却对有可能遭到的质疑事先声明不予回应，这样的态度实际上反映出其对于书中所述并不自信。事实上，袁克文对不少大事的记述，都有一个明确目的，就是为其父袁世凯辩护，对宋案的记述也多是如此，甚至不惜为此杜撰情节，透过其他可靠史料，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作为袁世凯之子，书中对袁世凯本人的某些观察和描述，是其他史料难以呈现的，自然有可取之处。因此，对研究宋案而言，能否做到立足更可靠的史料和史实来鉴别该书所述真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关于宋案的核心史料，除以上所述外，相关人物如王阿法、武士英、应夔丞、洪述祖等人口供或讯问记录亦须注意。嫌疑人为摆脱嫌疑，或逃避罪责，往往于讯问之时，避实就虚，甚至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出尔反尔，因此，这些材料仅就字面理解往往是不可靠的。但是，透过谎言也可窥见一些事实，尤其可以窥见嫌疑人的内心活动，因此，这些材料仍然是研究宋案不可或缺的。

[1]《中央新闻贾祸之文字·看看赵秉钧之大事记》，《神州日报》1912年6月9日，第1页。

[2]《一塌糊涂之刺宋案·张博〔溥〕泉之演说》，《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3]《一塌糊涂之刺宋案·赵总理之愤慨》，《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4]《关于刺宋案演说中之要闻》，《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31日，第2页。

[5]《国民党哀悼宋教仁大会之情形》，《顺天时报》1913年3月31日，第2页。

[6]《北京电报》（1913年3月31日），《民立报》1913年4月1日，第3页。

[7]《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观·补志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君代表赵总理莅国民党追悼宋先生演说词》，《民主报》1913年4月1日，第3页。

[8]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48页。

[9]《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第11页。

[10]《北京电报》（1913年3月30日），《民立报》1913年3月31日，第3页。

[11]〔日〕田原天南编《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民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第56页。

[12]《北京专电》，《民权报》1913年4月4日，第3页。

[13]《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观·赵总理辞职之原因》，《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6页。

[14]《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凶犯拿获之详情》，《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6页。

[15]《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凶犯拿获之详情》，《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7页。

[16]按此处报道有误，由后来实际移交证物可知，该枪内存留子弹两枚，当日武士英在沪宁车站放出三枚，因此该枪应为五响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