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德美誉（第4/22页）

李膺在职时，因乐于提携德才兼备的后生，年轻士人到洛阳都以能被其接见为荣，这在当时被称为“登龙门”。被接见者也会因为李膺的品评而身价百倍。或许是李膺的影响力太大了，搞得一些专权的宦官心里不踏实。

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为彻底压倒和消除清流朝臣的影响力，诬其为“钩党”，罪名是“相举群辈，欲为不轨”，李膺等人被下狱处死，其他幸免者也遭到打击。

宦官通过皇帝的诏书，禁止这些名士的门生故吏、族子兄弟出仕为官，导致“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为“党人”，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陈蕃先死，李膺再亡，在洛阳学界享有盛誉的太学生领袖郭泰亦退隐山西故乡。李、陈的门生都被禁了官路，想出仕也没希望了。

第二次“党锢之祸”后，清流朝臣挽救东汉危亡的努力实际上已宣告失败。

在这种严酷的背景下，很多士人不得不选择归隐与放旷，普遍的人生选择造成社会的集体转向，导致了儒学在东汉末年的彻底崩溃，或所谓“盖魏晋人之一切风气，无不自后汉开之”！

最初的名族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东汉朝廷上的“清流”在与宦官的较量中失败了。但是，地方上的那些名族却没有消沉下去。

除百年积累的名望外，最关键的是：世家大族们精通儒家经史典籍并掌握着解释权（家学），保持父子兄弟累代相传的道德和家族的风格传统（家风）。凭借着深厚的家风家学，他们让“士”的分量越来越重，最终开辟了由东汉末年到唐朝末年的七百年士族政治之路。

名士家族的家风家学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士族赢得包括皇帝在内的全社会尊敬的重要原因。唐朝初年，崔、卢、郑、李为什么在没有高官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全国四大高门？就是因为绵延不断的家风和家学使他们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先说本条中的陈太丘，即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人。

汉末魏晋时的河南颍川，可谓真正的人杰地灵。颍川陈寔，则是东汉后期一个士人的典型。这种典型说的是，他官职虽很小，但由于具有高德，所以名声极大，与同在颍川郡的名士钟皓、荀淑、韩韶合称“颍川四长”。

生活在桓灵时代的陈寔，小时候就非常爱学习，后被县里推荐到洛阳太学读书。学成后，他回家乡当了亭长。不久后，被提拔到山西闻喜做官，干了一段时间又调回河南，出任太丘即河南永城的主官，大家敬称为陈太丘。

世间万象纷繁，有以才服人的，有以色服人的，陈寔不然，他以德服人。

有一年，闹饥荒，有盗贼潜入陈家，藏在了梁上。陈寔发现后，没叫人捉盗，而是喊来子孙，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意思是，一个人，怎么可以不奋发努力呢？做过错事的人，未必本性就是恶的，只是平时习惯不好，以致最后走上邪路，说的就是梁上那位吧。

盗贼听后，惭愧下地。

陈寔叫人取绢两匹，送给那盗贼：“去吧，不要再犯。”

这当然是一段佳话了。

陈寔为官廉洁清明，深受百姓爱戴，被推为一代楷模。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朝野上下士人多被株连，陈寔也未能幸免，回乡闲居。党锢解除后，陈太丘屡征不起。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八十三岁时，病逝于家中。

前来参加祭奠的有多少人呢？超过三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