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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桓本无定见,此时若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在非常时期可以打破常规,一切应以有利于指挥作战为准,对他的决断亦会产生影响。可惜没人这么提。几个宰执倒并非皆似李邦彦那样居心叵测,但对李邦彦冠冕堂皇地提出的祖制,却都是不敢不认同的。其中怀有善意者,还认为不让李纲拥兵过重,乃为令其免祸之道。

由于这些人都不懂军事,对于分散指挥权将在作战中带来的麻烦和弊病均无切实考虑,更谈不上给予高度重视,因此商议下来,经赵桓首肯,便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于亲征行营司外另置宣抚司,以种师道为签枢密院事,兼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以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各路勤王之师,以及原来驻扎在城外的前后两军,均属宣抚司统辖,驻扎在城内的左右中三军,仍归行营司统辖。

而且,在李邦彦所谓宜职责分明的建议下,赵桓特地在诏令中明确申敕,行营宣抚两司节制既分,行事独立,相互之间不得侵紊。

这样一划分,李纲非但没有得到统一指挥权,反而连原来辖下的兵马也被划走了半数,可节制者只剩了两万余人。也就是说他这个城防总指挥实际上已是变得徒有其名。不动声色地将李纲挤对到如此地步,李邦彦感到相当满意。

李纲接到诏令,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感到非常意外、非常失望、非常寒心。这种安排,使他的雄心勃勃的宏伟抱负基本上泡了汤。

他本想再上奏折力陈己见,但是思忖再三,还是压下了内心的冲动。皇上不肯将兵权悉付行营司,显然说明了对他是心存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再明目张胆地去上书争权,岂不是更会加深皇上的误解吗?

再说,从年龄上讲,种师道是他的长辈,论资历功绩,德高望重的种师道更非他李纲所能企及,硬是坚持要将其置于他的治下,确也有点难以服众。李纲对种师道甚为敬重,实在不愿与之产生龃龉。何况目下大敌当前,团结问题尤为重要。

虑及如此种种,李纲只能强忍不快,默然接受了这个决定,并且于接到诏令的当日,便主动前去拜会了种师道,表明了希望与之精诚合作通力破敌之意。

指挥权分割完毕,下面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用兵的问题了。

前些日子,为了尽可能地满足金人的欲望,力求达成和议,宋廷不得不竭尽全力天天向金营输送金银珠宝玉器古玩,凡此种种已尽倾所有,而金人犹嫌不足,进而又索取妓乐、珍禽、驯象之类。这还不算,与此同时,金军竟悍然将位于城外的后妃王子帝姬之墓发掘一空。赵桓被欺侮得怒火中烧,却始终鼓不起与金军拼杀个鱼死网破的勇气。如今京城内外援军会集,眼看着手里兵多将广,赵桓的底气充足起来,便赫然有了用兵之意。

李纲抓住时机上奏赵桓,请求朝廷罢议和整兵事,恢复以战退敌的国策,狠狠打击金军,重创其有生力量,令其不敢再生觊觎我中原之心。赵桓准奏,即命他会同宣抚司草拟作战方略。

作战方略李纲早有考虑,他的设想是这样的:金东路军经过历次战斗减员,其中真正的女真精兵目前已不足三万,加上契丹渤海等杂种兵将,宗望部充其量还有五万人马。这个兵力与会集于城下的宋朝勤王大军相比,可谓众寡悬殊。况其孤军深入,正如虎豹自投陷阱,败象已然毕露。然金军凶悍,困兽疯狂,却又不可小觑。因此宋军破敌,当以智胜计取,不能蛮干硬拼。

为今之计,宜先出兵扼守河津,断敌粮道,禁绝抄掠。同时分兵出击,恢复畿北诸邑。而对城外的金营,可暂以重兵围之,坚壁不战。如其有游骑出营,则坚决予以痛击。当困至其兵疲粮匮时,可以将帅名义发出檄书,迫其承认三镇为宋朝固有疆土,而后可网开一面,纵其回师。却又于黄河岸边埋伏奇兵,待其渡河时拦腰杀出,一鼓将其主力歼灭于黄河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