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党争终结（第7/8页）

李德裕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在大唐帝国国势逐渐衰弱的情况下，主张树立朝廷权威，对不听命的藩镇采取强硬对策，以维护的帝国的统一，而且强调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

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年间，是李德裕人生最为得意的时期。由于他深的李炎的信任，其胆识和才学得以充分发挥，并在处理会昌年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德裕从幼年起，就继承家学渊源，勤奋刻苦地攻读《汉书》《左氏春秋》等史料典籍，成年后喜好著书写文，官居宰相后虽然政务繁忙，但依旧笔耕不辍。在他长安城的安邑里府邸中有起草院，其中又有精思亭，每当遇到朝廷需要用兵的大事时，李德裕都要独处其中，凝思运筹地为皇帝起草诏令文书。而且李德裕著述颇丰，流传至今的有《会昌一品集》《次柳氏旧闻》，已经散佚的有《文武两朝献替记》《会昌伐叛记》《大和辩谤略》等。

除了李商隐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之外，近代的梁启超也对其颇为赞誉，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可是我们知道，与这五个人比起来，李德裕无论从名气还是历史功绩来看，都无法和他们相比。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他陷入了影响大唐帝国国运的党争事件中，而且从个人品格来讲，李德裕虽然才学俱佳，但实事求是地说，其心胸并不宽广。

政治上的有所作为不应该掩盖自身性格和气质的缺陷，李德裕为人孤峭，以才学自负而特达不群。虽然他对朝廷中的党争问题深恶痛绝，但因为特殊的出身以及心胸狭小，尤其在他手握大权之时，没能摆脱维护本派系之私利的想法，致使其热衷于党同伐异。

即使在他被贬黜之后，又著《穷愁志》三卷共计四十九论，深刻阐述党争问题。虽然他在著述中一再为自己开脱，在序文中也称这本著作仅仅是在朋友间作为交流使用，但文章中依旧散发着浓厚的朋党气息，而且隐含着对牛党成员的人身攻击，这不能不说与他的个人品格和心胸有关。

对于牛党的魁首的牛僧孺，即使在李德裕最为失意潦倒之时，依然没有忘记诋毁攻击。他在评论牛僧孺所著的《周秦行记》时，利用牛僧孺的姓氏大做文章，称之为“太牢”，甚至说牛僧孺“阴怀逆节”。而那个时候牛僧孺已经死去，但李德裕仍以如此恶毒的语言对逝者肆意诋毁，并以未处置牛僧孺的族人而深深遗憾，甚至将对牛僧孺的报复转嫁到其子孙的身上。他对牛僧孺刻骨铭心的仇恨，使得他心态完全失衡，而这对于评论他这个晚唐政治家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如果将李德裕的功过做一个划分，会昌年间的励精图治与深陷牛李党争，单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李德裕的功过可以划分为五五开。但如果站在晚唐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因为“牛李党争”使得大唐帝国加剧了内耗，李德裕实在无法和前边提到的五位宰相相提并论。

以李德裕大中三年（849年）死于崖州贬所为标志，这场从宪宗李纯在位已开端倪，历时约40余年的“牛李党争”，终于以牛党的全面胜利和李党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牛李党争”是晚唐历史的三大祸害之一，两党之争既有社会的历史根源，又与同时代的政治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牛党成员多为出身庶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李党则代表那个时代日趋没落的世家大族。事实上，“牛李党争”的主要分歧是围绕对待藩镇和科举采取什么态度展开的。

在对待藩镇的问题上，从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担任宰相时起，就极力主张抑制藩镇势力的发展，对敢于和中央分庭抗礼、不听朝命的藩镇，坚决以武力讨伐。但牛党则由于自身与藩镇势力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藩镇多采取妥协迁就、曲线救国的一种策略，但在李党看来完全不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