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会昌废佛（第8/12页）

经过会昌五年（845年）七月的这次整顿寺院和僧尼运动，使历经五年的废佛运动完全达到高潮，也标志着佛教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八月，李瀍向全天下颁诏，除了陈述佛教势力对国家的危害弊病之外，还宣布了五年来废佛的一系列成果。在诏书中，李瀍指责佛教势力浪费国家财富，伤风败俗，希望通过以“自此清静训人，慕无为之理”达到他同归皇化的治理天下目标。而事实上，直到会昌六年（846年）李瀍去世为止，他的理想也未能实现。

在他历经五年的废佛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关于佛教的胜迹景象堪称一片凄凉，僧尼们的命运更是坎坷多艰。

狼狈景象

会昌废佛不仅是唐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情，被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时的废佛运动并称佛教的“三武之祸”。尤其在唐朝后期的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也是李瀍的六年帝王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这一事件在本质上是国家与寺院地主之间矛盾的总爆发，与李瀍崇道以及李德裕和“抑佛联盟”的蛊惑有着密切联系。就在废佛运动结束之后不到两年，宣宗李忱即位后又下诏恢复佛教。在会昌废佛运动中，佛教势力尤其是寺院经济势力几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进而使其元气大伤。当时朝廷不仅从废佛运动中直接获取一笔为数可观的经济收入，在客观上对于改善劳动生产以及推动当时社会生产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我们在评价李瀍会昌废佛事件时所不应忽视的问题。

李瀍作为皇帝，是以国家政权的名义以及动用全国力量展开废佛运动的，所以僧尼们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纵然有所不满，也是无济于事。在李瀍下诏废佛前夕，长安城中的僧人灵宴和辩章等共推法师玄畅为代表，上表进谏反对废佛，其结果可想而知，当时的朝廷大臣中也没有人站出来对废佛事件表示异议。

李瀍废佛诏令一出，全国大部分道州闻风而动，他派御史分赴各道监督废佛执行情况，对此，杜牧曾经描述说：“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杜牧的说法虽不无夸张，但至少说明朝廷上下对此保持着较高的行政效率。当时长安城中诸寺，因其地处天子脚下，自然先罹其难，而各道地方寺院亦不能幸免，只不过稍晚于长安而已。

废佛运动历时五年，官方史料记载都是拆了多少座寺庙，强制多少僧尼还俗，以及收缴了多少寺院资产等，但对被强制还俗僧尼们的去向和经历，却几乎没有记载。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僧人圆仁的经历中了解一些。

圆仁在会昌五年（845年）三月时被强制还俗，这个从日本漂洋过海一心到中国求学的僧人，实在没有想到会在中国遇到废佛这种事儿。圆仁当时不得不离开长安而辗转各地，他一路上的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足以证明当时被强制还俗的僧尼经历堪称狼狈至极。

在李瀍下诏合并寺院之前的会昌五年（845年）六月，圆仁来到泗州，亲眼见到当地普光王寺的庄园、钱物、奴婢尽数被当地官府点检没收的情形。强制还俗的僧人们被士兵一通棍棒打出寺院，一些年岁较大的僧人因为走得较慢，被士兵打断筋骨者不在少数。僧人们散去后士兵立即封锁寺院，普光王寺当时是当地很著名的寺院，规模十分庞大，而在寺院被封后逐渐衰败，以至于最终被拆毁。

圆仁眼见一座规模庞大的寺院就此衰败，不由得悲从心头起，但是理智告诉他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他加快步伐向着还算比较安全的扬州而去。可是到了扬州，他忽然发现这里的状况比泗州好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