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42/50页）
[70] 《保皇会草略章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64—265页。
[71] 康有为一行赴新加坡者共六人，除康有为在诗中屡次提及的梁铁君、汤叡、康同富外，另外两人当为董津和李棠。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叶湘南书称：“此间每发一电，及发诸书，铁、觉、津、棠四人为之，绝无它客，犹费半日夜力。”1900年3月23日《与同薇同璧书》谓：“此间寄还港澳十八书，而澳中云不收，则我寄还香港家中之书（除津带者不计）三封收乎？……董津可急催其还（因出游，译电皆无人）。李棠何日娶妇，娶毕可饬其早来。……前嘱汝将三叔书札寄数封整齐者来，以便叫觉顿模仿，可交津、棠妥寄。”6月8日《与同薇书》：“二月廿八棠既不来，薇应有书告我，三月四日可收我一电还，棠可同来，省尽无限事矣。而乃使棠来问，不用信问，安有此理耶？”1901年4月5日《与同薇书》：“李棠归，行李全失，又闻李棠有不欲还之意（闻其告寿文等皆言不还），不可不以恩抚之，可在拨支江叔项下拨廿元与棠（江叔家用已在此支矣），以沾补之，并时常催令还庇。祖母信来谓我疑棠，我何有疑之，用之十年，亲同患难，安有疑之之理。汝母可叫棠来，力解之，并嘱其早来便是。”（《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6、165—166、171、191页）则二人应为康家近人。
[72] 1900年4月20日《致知新同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6页。
[73] 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8页。
[7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6—227页。
[75] 同上书，第241页。
[76] 1900年5月19日《致湘曼孺孝诸兄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6页。
[77]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8—99页。
[78] 1900年6月20日前《致徐勤书（四）》，《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0页。
[79] 1900年6月20日前《致徐勤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4页。
[80] 1900年6月20日前《致徐勤书（四）》，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0页。
[81]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2页。
[82]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132页。
[83] 据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井统五军，治事甚密，前得一营，既泄，而不能内举，泄后又不能不待军备”（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331页）。井上，梁炳光。如果此说并非托词，则康有为等人函中所谓“刚事”，当为梁炳光运动清军内举。
[84] 1900年6月27日《思庄致徐勤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6页。6月20日思庄致徐勤书称：“至前函所言，乃长者特为井上事，怒气如山，以长者令井上办一事，而井上生死任之，至为难得。乃归港后闲居月余，公等不惟无以应之，而来函并不将此事原委详陈长者，长者欲为布置，不知澳中存款若干，无从遥断。”（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93页）。
[85] 1900年7月《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7页。
[86]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一）》，《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2—133页。
[87]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