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4/50页）

至于香港方面的忠义殷实巨商，当以何东与保皇会的关系较为密切。1900年4月23日，梁启超函询康有为:

本会在香港颇有布置否？据来书所言，似全无之。晓生究仍有相助之心否？现时我辈在澳办事之人，与港人气味不甚相投，谅难吸之。而在港无一庄口，实属不便，不知近有布置否？……弟子顷于入会之外，复拟借公司之名，更集股□助，现拟开办一铁器公司于香港（专贩我急需之物），集股二十万，在檀山招其半，在港、坡招其半，未知晓生、叔子肯为力否？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其益处无限无量，望设法更赞成之。

一周后，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又提及在香港开办铁器公司以及在省港交界的荒岛开蚕桑公司事:

惟办此两事，亦有当借重港、澳人之力者。铁器公司不知晓生能提倡集股否，香港得数十万易易耳。（晓近□吾党事究何如，闻救护诸人颇得力。又先生来书有汇款与孺或晓云云之语，然则晓亦与闻各事耶，望示。）请先生以书劝之或勉等面劝之。[23]

其时梁启超远在美洲，对港澳的内情不知其详，康有为在许多方面的确相当倚重何东。1900年4月，康有为受到西报攻击，函示康同薇：“与晓商之，登西报辨之。至要！至要！”六七月间，康有为见中外开战，“英已失和，吾可还港调度”，指示徐勤等人:

可与晓生商，今[令]商港督，若允，令港督电坡督，派兵轮保护，来坡巡捕官欲从吾还带兵也。若港督允之，可与晓商，吾住屋似以租山顶楼为佳，想方今时港督必能多派兵保护，吾一归即须住矣。抑港督别有地，听其意。晓久已函慰。

并致函妙华夫人，告以“已托季雨、寿民问晓生商港督保护还港。若未妥，薇信可亲问晓生得否，若得，告寿复电也”。[24]

康有为在香港期间及移驻新加坡后，以何东为汇款的中转，1900年1月2日和4月9日，何东先后收到邱菽园的汇款2000元和5000元，分别转交康有为和徐勤。[25]据清政府报告，保皇会在各地的捐款，一直由汇丰银行汇往香港[26]，则何东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出具名义，后来才转由邝寿民负责。邝氏开始在苏杭街均安祥号，以后则办和昌隆。留在港澳的保皇会员如梁铁君等人，也得到何东的照顾。[27]

除了何东、何廷光等富商，保皇会还千方百计扩大联系。徐勤曾致函崔子肩，赞扬其“侠心侠力，贵埠各事皆仗主持，敬佩无已，中国不亡之种子，即赖是矣”。并告以保皇会的计划，“今日无他法，只求速起义师，以救皇上，而图自立耳。……请公等速鼓舞各同胞，再接再励，以救危局”。并专门注明：“崔子肩，南海三江司金紫堡沙坳乡会图十甲崔竟泉户人。香港花旗领事书记陈紫珊其戚也。此事万望留意，速速访之”。[28]

在何东、何廷光等港澳人士的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扩大声势，积聚力量，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

早在戊戌政变之前，康门师徒与港澳人士已经陆续举办了一些维新事业。1897年5月，康广仁与何廷光、张寿波、张寿浯、张灏、陈桐若、陈蔚秋等发起成立澳门不缠足会，以响应年初在上海成立的不缠足会。后者由梁启超、麦孟华、张通典、龙泽厚、张寿波、康广仁、谭嗣同、汪康年、邵凌翰、吴樵、赖振寰等人发起并任董事，其章程规定：“本会总会设于上海，暂借《时务报》馆开办，各省会皆设分会，各州县市集就入会人多之处，随时设小分会。”[29]澳门不缠足会即公开声明是上海总会的分会，财务方面与上海总会联为一体。[30]澳门不缠足会的倡始人多达百余位，其中不少是省港澳地区的名流，如潘飞声、朱淇、尤列、赖际熙等。[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