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2/29页）

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揽政，至[圣]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因陈右铭（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黄（遵宪）、徐（仁铸）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如弟所云是也。[5]

庚子勤王失败后，保皇会讳言曾经“言革”，因此康有为只讲民权自主。实际上戊戌前入湘的梁启超等人确已主张“革命”，只是其观念更多地偏于中国古义，与转换后的近代语义不大相同。梁启超逃到日本不久，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谈及国内局势，他说:

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鬯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图为母后贼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6]

这印证了狄平所说虽系事后回忆，却大体近真。

由草莽而革命，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康有为门徒中便不乏暗中结交江湖的志士。出身万木草堂的嫡系中，欧榘甲原籍广东惠州归善，该地素为秘密会社渊薮，“其乡人多入三合会”，“榘甲少居乡，结识会党首领颇多，因亦名厕会籍”。“少与邑中秘密会党游，持论激烈”。[7]罗伯雅为广东番禺人，善结交绿林会党，“尝与剧盗区新、傅赞开等往还”[8]

康、梁一派的应变，并非仅仅停留于口头，一方面，如梁启超所说，先后入湘任教于时务学堂的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等，以激进民权思想灌输给青年学生，启迪其变革之心和种族观念。不过，这时梁启超等人虽然“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还是不能公然“盛倡革命”，只不过于“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9]，“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10]，“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据说还“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11]而当时顽固党罗列的罪状是梁启超“惟恃康有为无父无君之邪说，广诱人心，为乱臣贼子布置党徒，以遂其私图。即在学堂所著学生日记等类，悖谬之言，不一而足”，所举“大可惶骇者，如言君统太长，又言今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其令人万不敢述而不忍不言者，如论《孟子》则指本朝轻赋为大貉小貉，论《扬州十日记》则指本朝用兵为民贼，令人发指眦裂等语”。[12]这与梁启超的事后回忆多少有些差距。

坊间传闻有人揭参梁启超，将其原批另抄粘呈。“折既上，上曰：‘此不过梁启超故作危言悚论以感动人心，安得据此以罗织之耶？’”[13]则至少从实际效果看，其言论的启蒙色彩多于革命。如时务学堂二班生林圭，“受粤人欧榘甲之教育。欧固康弟子，倡公羊张三统之学。林君化之，不复为前日之佻达少年，而究心于经世”。政变后林圭随毕永年往来江湖间，“一至上海，自此而其政治思想为一大变。先是，林囿于欧说，其崇拜康氏有如星日；然至闻见既广，乃自笑其前此之私淑，真为井蛙夏虫。由是废弃文学，以实行家自任，不欲其能力伸畅于理想之一途”[14]。林圭入时务学堂较晚，所说至少反映康、梁一派得到光绪重用后，政略发生变化，教育方针也许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