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19/29页）

不久，黄为之等人账目欺瞒之事败露，在保皇会内部引起新一波震动。在日本、美洲与港澳保皇会的冲突中，徐勤本来极力袒护梁启超和黄为之。1903年秋，徐勤亲到横滨和上海两地督查，“见各人多怀异志，即同门亦然”[119]，“多以攻击长者为事”，原因在于“一二小人离间其间，欲握我财政而制我死命也”。所谓一二小人，即黄为之和梁荫南，而这一切，均起因于梁启超等人“忽然倡革命，于党中生大变”[120]。

不观于今日卓如之情形乎！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草堂之命。且不独革草堂之命，而卓如已为其弟子所革矣。今日港沪之报纸之大攻吾党者，全出卓如弟子之手。[121]

于是徐勤一面“即函卓如，速速返东整顿一切”[122]，一面建议康有为“多传各同门见之，相隔数年，学殖荒落，无以鼓舞之，则一齐放倒矣”[123]。1904年春保皇会首领及重要成员聚集香港举行大会，清理门户，整顿组织当在议程之列。

徐勤自称他与梁启超言革，旨在扩充会事，相助长者，“然小人因之遂从中离间。初则攻港澳之人，继则并长者而攻之，且于既死之幼博先生、游学之康同璧而亦攻之。人之无良至此极矣，夫复何言！盖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长者之命，浸假财权到手，即卓如之命亦并革之矣”[124]。

徐勤言革，的确是为了鼓动筹款，一旦受到康有为的训斥，便表示谨守保皇之义，绝口不再言他。至于梁启超言革，却是出于本心，由衷而言，在康有为的一再打压之下，坚不肯弃。黄为之是江岛结盟十二人之一，可以说是梁启超言革的老同志。此事对梁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

不过，放弃革命并未让梁启超恢复心理平衡，“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125]，反而陷入更深的心理冲突之中，以致产生强烈的厌世轻生倾向。1903年11月18日他致函康有为，将内心痛苦和盘托出:

先生之非坐待复辟，弟子等宁不知之，特此亦不过偶尔有激而言耳。然尝细思之，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而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

他虽然同意“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但并不赞同“舍钱买侠士”的暗杀策略。“革义既不复言，则不得不言和平”，所筹款项虽不少，既穷精神，又担虚名，

如近日港、沪各报纸，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虽自问不愧，无恤人言，而所谓各埠之同志者，亦日相与窃窃私议，议之久而心滋冷矣。而我辈亦实未能做成一二实事，足以间执其口者，则诟詈之来，亦安得不直受之。故弟子往往清夜自思，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但今未得其地耳。弟子革论所以时时出没于胸中者，皆此之由。先生责其流质，斯固然也，又乌知乎外界之刺激，往往有迫之于铤而走险之路者耶？昔唐绂丞之死，死于是，弟子自计将来其亦必死于是而已。阅世既多，厌世念自起，畴昔常以此责人，今亦不自知其何以与此途日相接近也。[126]

话虽如此，梁启超毕竟从此不再言革，转而提倡学校报馆等事。1903年底回到日本后，他于次年初函告蒋智由：“暴动之举，弟今几绝望矣”[127]，并在《新民丛报》载文公开宣告与革命分道扬镳。《新民丛报》第46—48期合刊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与美洲之行前的《释革》相比，看似都在从学理和实践两方面探讨革命的可能性，实则后者的主导倾向在于说明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前者却旨在力证中国不能实行以铁血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狭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