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第4/14页）

对于刺杀刘、李之事，梁启超态度最为积极。他在军事上力主大举必先图粤，而以李鸿章的生死去留为此谋略成功与否的要素，因此于1900年3月间不断函嘱负责两广军事行动的澳门总局:

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去年遄归诸侠，有可用否？此二人在他日阻力未有已也，请留意。[27]

在复函赞同沈荩北上行刺计划时，还要提及一句:“肥贼、刘豚为我辈无限阻力，能并图之最善也。即失之于北，亦当取之于南。”[28]希望其一身二任，南北兼顾。

恰值此时，李鸿章担心北方政局变化，若与保皇会的矛盾不断激化，不利于将来进退，遂托人向保皇会问讯。梁启超得知消息，一面复函康有为：“来书言合肥使人问讯，其人为谁，来时作何语，幸见告”[29]，以求证其事详情，一面调整策略，将李鸿章暂时排除在暗杀名单之外。1900年4月12日，为配合取粤为先的谋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提议:

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助我声威），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

而将刘学询列为首杀对象，说：“孝高言使东人为荆、聂之说，闻其已禀先生，此事大佳，望助成之。彼须先以款存银行，不知要多少耳。似此胜于用吾党人。刘豚为我阻力极大，不可不图之。”[30]以后又催促道：“孝高拟用东人为荆、聂之举，似甚可行。其有所需，望赞助之。”[31]

雇用日本杀手的主意，虽由罗普提出，用于行刺刘学询，却由梁启超出谋划策。同日他致函罗普，提出:

在东觅及买□□料伙伴，妙极妙极。往京办货固极要，然广货亦不可不留意。北猪不如南猪之易买（会意否？即使无□生怒形于色之畜生也），南猪前曾运来东者，近布其体内霉菌之毒，罹人甚矣，非首买之不可。（买南猪心得）伙伴伪称某大新党记者往，由粤持一名人（不必贵人，而当用富人，涩仓朝山之类皆可）之绍介书往，约期□□林五，务以必得见为止。一见便买，买得后从容挥双指口以出，此最易事也。若犹欲有进于此，则莫如胁之，使自割其肉以养我。其法如前，而添用一吾党人，记名通译，入则挥双以指之，使其以若干自赎（少则十万，多则倍之）。签名发单后，通译即挟彼一亲人往银行，收得即电汇他处（即滨、檀之岭。若在东，径寄湘南，无不可也）。然后仍将该货收买，如此真乃一举两得。然欲干此著，须俟株主到港乃可，因省银行不便也。但欲办此，必须先查该株主有银多少存在银行乃可，否则空劳也，祈酌之。自余来书，一切布置皆妥。现已觅定人否？薪金几何？合同已定否？祈书告，俾慰。若办第二法，则通译人颇难，弟能任之否？但此人一得款后，当即登舟往他处，勿使警吏得踪迹为要。此乃私罪，非国事犯可比也。来檀者但得神奈川县签一字，言系游学，往来领事处再签一字，即可来。盖米例惟许传教游学等四种人，但在所居之地，得地方官一字，来领事便可出纸。在港则华民政务司也。故神奈川县若知此例，不费之惠，何难之有？望托人图之。若仍不能，则使斯□冒称懋龙，懋龙常有英籍纸，作为英人来何如？望商之，务求必得为盼。两人来，则更善也。不得已，乃用一人耳。[32]

次日，梁启超又致函澳门总局，“卯金富而多谋，今以全力图我，阻力之大过于荣（以其近也），不可不先图之。弟前书已频提，诸兄想已计及”[33]。认为刘比荣禄为害更烈。4月20日，梁启超再次致函澳门《知新报》同人，强调：“卯金事，我必不两立，一切未办，亦当先图之。”身处海外侨界，他深感刘、李在广东株连本党亲属所造成的影响危害，认为：“鼠辈猖狂如此，非磔数四，不足以挫其锋。”并对“去年以来，介（陈士廉）之经营此事，数数矣，未能一得手”的情况表示不满。[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