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第8/15页）

杨肖欧为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的助理笔政，后来又负责附设于《中国旬报》的“鼓吹录”，“专以游戏文章歌谣杂俎讥刺时政”，“是为吾国报纸设置谐文歌谣之滥觞”。朱通儒和原口闻一则经常到《中国日报》社谈论。[75]井上雅二称朱通儒“与省城附近的有志者、壮年有志者以及武官有所联系”[76]。据井上雅二《支那に於ける新闻事业》记：“《东华报》上年发刊，《嬉笑报》起后不久，即被停刊。”[77]

朱、杨二人与《东华报》创办人朱淇关系极深，一是其亲侄，一为其门人。而朱淇原是兴中会员，曾参与1895年广州起义密谋，因其兄告密，为其他会员追究，脱离会事，改取缓进主义。[78]他先后在广州办《岭学报》《岭海报》，又与香港《通报》合作出版《省港通报》，支持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暗中与革命党的联系仍多。1899年5月陈少白筹设《中国日报》时，曾打算接手香港濒临倒闭的《通报》，该报据说亦由朱淇的门人主办。[79]朱的门人杨肖欧先后随其主《岭海报》《省港通报》笔政，《嬉笑报》“抉时政之缺失，嘻笑怒骂，文字诙谐”，被认为是广州报纸诙谐文字之始。《中国旬报》附设的《鼓吹录》从人脉到形式、风格、旨趣，均与之一脉相承。《东华报》被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视同机关报，则通过朱淇等人的关系，广东支部容易联络革命党。

此外，广东东亚同文会支部长高桥谦也与革命党有所联系。该支部成立后，史坚如往访高桥谦，“意气极相得，力劝东游，谓大可增长见识，物色豪杰，且中国革命党领袖亦在日本，思往访之，遂以高桥为介，先晤港中同志陈少白、杨衢云诸人，并加入兴中会焉”[80]。1899年10月上旬，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在香港合组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高桥谦等人也与闻其事。10月29日，率领湖南会党头目赴港的毕永年致函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长宗方小太郎:

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81]

这时高桥谦陪同漫游欧洲归来的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麿从香港赴上海，然后归国，宗方小太郎则由日本归任，在上海等候近卫文麿，陪同其访问南京、汉口等地，两人应在上海会晤。[82]毕永年“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事，即为兴汉会，而有关详情由高桥谦转告，一方面是因为宗方小太郎曾答应支持湖南起义，另一方面，则说明高桥即使没有参与兴汉会结盟的仪式，也必然了解详细内情。

1900年6月上旬，孙中山赴香港，动因之一，是“据东亚同文会支那支部之请求，一同到香港碰头，先作部署，对各方面进行调查”[83]。所谓支那支部，即为广东支部。该支部重视广东语教育，与孙中山或许不无关系。早在1898年，孙中山就与犬养毅、宫崎寅藏等议设广东语学堂，并就设于东京抑或广东的利弊有所讨论，其目的在为起事做准备。[84]孙中山6月上旬赴港，目的之一，是与李鸿章协商组织广东独立政府之事。而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也牵涉其中。7月19日，受犬养毅和平冈浩太郎派遣前来中国考察孙、康两派态势的内田良平回国后发表谈话时透露:

东邦协会福本诚（在香港）、东亚同文会员高桥贤[谦]（前此已返国）等先已知道李鸿章对改革派寄予同情，与李交涉。李因华北事件更感到改革之必要，际此对福本、高桥之说有所感动。此次交涉出现意外的好结果。[85]

冯自由一再声称原口闻一、山下稻三郎和远藤隆夫等随孙中山一起，于1900年6月乘法国轮船“烟狄斯”号到香港，参加了在舢板上举行的秘密会议，是惠州革命参谋团的成员。[86]查日本外务省档案有关各件，当时随孙中山从日本登船者名单中并无三人的名字，他们应是由广东各地就近赴港。7月1日，广东支部的远藤隆夫和福本诚、尾崎行雄等人一起在香港酒店与杨衢云、谢缵泰会晤，讨论中国的政治局势。[87]次日福本诚等人前往西贡与孙中山会合，远藤隆夫不在其中，应留在广东。广东支部撤销后，所属成员似不再直接参与革命党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