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第5/15页）

广东支部方面，介入保皇会和革命党密谋较深的是田野橘次、松冈好一和原口闻一。

田野橘次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私淑荒尾精，注意东亚问题，并对康有为的主张有所共鸣。1896年，康有为派徐勤、罗普赴日本留学，适值田野橘次与井上雅二、五十岚力、原口闻一等人讲求中国问题，共同居住在所谓“梁山泊”，罗普也入住此地，对日本学生好酒气烈印象深刻。戊戌变法前，由平冈浩太郎推荐，田野橘次进入万木草堂任教。[38]其时康有为、梁启超远在京、沪，由任学长的王觉任负责教学管理事务。戊戌政变起，田野橘次与王觉任协商解散学校，于9月25日率领学生亡走香港。此后留港谋设广东日本语学校[39]，随即转赴澳门《知新报》为记者。与之同时进入《知新报》任译员的还有松冈好一。松冈原来活动于南洋诸岛，从此将重心移到华南地区。[40]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立，田野橘次利用自己与保皇会的关系以及在《知新报》任职的有利地位，使广东支部与保皇会在广东的势力迅速结合，互为推动。高桥谦筹设广东支部事务所时，先将《东亚同文会主意》及章程送交《知新报》刊载，表明主张东亚中日韩三国“政府须执公尚礼，益固邦交”，“商民须守信共利，愈敦邻好”的旨意[41]，争取舆论和民意支持。

《知新报》刊登有关文件后，还发表评论，称道“斯会之设，将以救东亚也”，“东亚之国，中国为大，而能自立者惟日本。日本变法，垂三十年，而欧洲诸强，莫敢逼视。日本又与我与韩国同文，今之立此会者，盖将以先觉觉人，仁及吾国，而共保亚东太平之局也”。欧人相逼之惨，同类相救之切，与中国亡国危机之迫在眉睫，“然则此会以为专为中国设可也”，呼吁“我国志士，其闻风而兴起哉！”[42]

筹办广东东亚同文书院时，高桥谦所说“东文一年小成，三年即可读政治理财哲学诸书。夫日本自明治以来，将军奉还政权，力求维新，泰西诸要籍，悉经翻译，则今日读东书同于读西书，而学东文又捷于学西文矣”[43]，以及“今日本讲究西学，而以捷法得之，其书本与中国同文，是故用力寡而见功多，中国习西文不如习东文之易也，读西书不如读东书之捷也，东文既通，更就学于其学堂，修专门之学，夫由中国造日本，其难易与造欧西孰若，不待辨而知也”[44]，基本是当年4月发表的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的翻版。[45]

除了利用保皇会在当地的影响之外，田野橘次还参与聚合革新力量的组织活动。他与徐勤、张寿波等在澳门发起镜湖茶谈社，“此乃合康有为派、基督派及张玉涛派三者而成立也，其势力在广东省实为最著”[46]。张玉涛，名寿波，出身香山县沙尾乡豪族，权理该族的张续光堂，家财巨万。辛卯（1891年）秋闱，中本省乡试第七名举人。1894年与族叔仲球、同里陈蔚秋、陈筱江创设原生学舍于澳门，研习中西文字。[47]他与粤沪等地的维新人士交往甚多，参与不少新事业和活动。1895年公车报罢，割台议起，他和梁启超、麦孟华、赖际熙等联名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力言台湾万不可割。[48]1897年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并任董事。[49]1898年响应横滨戒鸦片烟会，率先在家乡创设张氏大同戒鸦片烟会，计划由一姓一乡做起，将来不分乡、姓，合成大团。[50]又热心于女子教育，在澳门创办原生学堂，教育男女学生四十余人，同时开办演讲团、阅书报社、原生书藏。1897年初，张寿波在《时务报》连载《欧亚气运转机论》。[51]戊戌政变后游学日本，就横滨实习商业。1899年，他和梁启超、黄为之等筹办银行。[52]是年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高桥谦在镜湖茶谈社发表演说，张寿波担任翻译。他是日本赤十字社会员，欲在中国创办赤十字社，还参加了宫崎民藏的土地复权同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