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党（第4/20页）

他虽然认为容闳“天资伉爽，耄益精明，诚支那有数人物，而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

对于兴中会的事业，章炳麟也表示关注，寄予期望，“□□处知□□有意连衡，初闻甚喜，既知复以猜疑见阻，为之惘然。时遭阳九，天下事尚有可为，惟为四万万人珍摄”[30]

国会成员的政见与方略，虽有“排满”与“迎跸”的分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革命与保皇的对立。章炳麟提出《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直接针对参与其事的金梁，以及主张变法的寿富。他说:

本会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胡；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偾；是故联合志士，只取汉人，东西诸贤，可备顾问，若满人则必不容其阑入也。[31]

其主张与孙中山的意见接近，但在国会中只是极少数。由于得不到响应，他本人退出，“排满”与“迎跸”的矛盾不复存在。汪康年与唐才常的矛盾，主要源自人事及利益。唐才常与康有为联系紧密，势必引起戊戌变法以前就与康有为结怨的汪康年、叶瀚等人的不满，担心康有为归国，引起麻烦。因此唐才常别创自立会，以防掣肘。

其实，自立会同样觉得安排康有为是一件棘手之事，只想利用其筹饷，而不让他出面任事。[32]这种架空康有为的设想，与孙中山、梁启超谋求联合时所拟让康息影林泉的主意惊人地相似，是不谋而合抑或暗通声气，值得玩味。由此可见，汪、唐之争还是派系利益，无关政见宏旨。惠州起义期间及此后，周善培、汪康年等人仍然关注孙中山的动向，表示要予以支持响应。与江浙派的诸多联系，应是8月间孙中山敢于赴沪的潜因之一。

第二节　兴中会与维新派

兴中会以及兴汉会的势力影响能够始终保持，也由于自立军并非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康有为等人没有重视（或许尚未意识到）在自立会方面与革命党的竞争，梁启超则支持各派的联合大举。

勤王动议最早由唐才常提出，他主张在长江流域联合各派大举起义，宗旨和组织均采取兼容并蓄之策。本来康有为没有大规模动武的勇气，流亡之初，寄希望于列强干涉，以助光绪复辟，后来知道“与日本社会相合，而政府未必肯听其请……然至此亦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矣”[33]，才顺势打出勤王旗号。不过，康有为和保皇会澳门总局对唐才常联合大举、南方自立计划的反应不甚积极，而另行制定了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战略。

康有为后来为了应付华侨的追究，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在长江、广西、广东方面担当大任的唐才常、陈翼亭、梁炳光等统兵之人，其实保皇会真正重视和全力投入的还是两广，尤其以陈翼亭一路为主力正军。所依靠的力量有三：一是康有为的草堂系骨干，云集澳门总局；二是两广的会党、游勇、绿林，除陈翼亭外，如广东的区新、傅赞开、林玉、“版筑”“三品”等，以及广西的李立亭、康四、李立及梧州二陈等；三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官员以及各地原来支持戊戌变法的官绅，如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康吾友、陈宝箴、熊希龄、黄忠浩等。至于汉口自立军、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等部，则是呼应的偏师。[34]财政上主要依赖南洋、美洲的华侨捐款。

康有为在人、财、械各方面集中全力投向两广，海外筹款由保皇会拨给长江的仅1万元（另外3万元由邱菽园交给唐才常），而在两广前后共投入了20余万。这些款项大都为会党首领骗取滥用，保皇会虽然没有贪污侵吞，但缺乏军事行动能力，组织调度混乱，勤王密谋始终未能正式发动。正因为保皇会的行动重心不在汉口，革、保双方在此没有展开激烈争夺，自立会才能自行其是，与革命党联合。以后康有为故意掩饰真相，抹杀事实，令人产生种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