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党（第14/20页）

1901年4月至6月孙中山再赴檀岛，发觉当地兴中会尽为保皇会夺占，认为梁启超的从权办理实为一大骗局，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但梁启超前此所为并非存心使诈。1902年，当孙、梁交构，“意气尚不能平”之际，章炳麟论及二人反目成仇的因由，有一番中肯的分析，他说:

任公曩日本以□□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制东西，惟人所命。公知□□，而彼辈惟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雠也。[119]

仔细品味，章氏仍然相信梁启超确是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只是侨商不能领悟其中奥妙，从此变异。壬寅、癸卯间，梁继续鼓吹“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甚至不顾康有为严责，要与之“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20]，实践其抵檀之初对孙中山的承诺。可惜他终究未能摆脱乃师的框缚，旅美后更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孙中山坐实其“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认为：“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121]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

孙中山所指望的合作基础，不是康有为的保皇宗旨和封闭组织路线，而是梁启超主张的联合大举及民主变政计划，其实施的主力是唐才常的长江自立军。长江计划原不限于汉口，按照唐才常的设想，以汉口、上海为中心，形成中、下游两大基地，汉口主要由林圭负责，与孙中山的关系较多，下游由唐才常、狄平负责，与康有为及保皇会的关系更深[122]汉口以两湖会党为基础，上海则以江淮徐怀礼、江宁湘军各部为依托，唐才常还一度有以徐怀礼的虎军为正军之意。后因徐怀礼临阵变节，只得依赖汉口。

林圭与唐才常政见相歧，而共同主张联合大举，又有赖于唐才常的经济支持，因而坚持合作共事。林圭和孙中山从宗旨到组织有许多共鸣与联系，而孙中山与自立军、保皇会的关系有所区别，兴中会同意长江流域的联合阵营使用权宜口号，至于兴中会独立发动的惠州起义，则仍然公开打出排满旗号。这无疑反映出孙中山宗旨的一贯与方略的灵活。

孙中山不断地努力将反清活动推向全国，为此尽可能广泛地结交各地各派的领袖人物。庚子他力求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起义，在动荡的形势中乘乱实现反清变政的政治目标。由于自身实力不足，他最大限度地运用灵活策略，不仅同意梁启超的联合宗旨，积极支持自立军的中原大举，而且争取与保皇会、中国国会合作，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两广独立，上书港督卜力寻求援助，向法国、日本示惠。这是务实的政治家为达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明智之举，其适时变换符合多数人的意愿和形势的需求，有利于促成联合大举行动。如果不是康有为从中作梗，求同存异、互相呼应的中国革新派未必没有乘乱取胜的机会。至于此后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于各派势力的进一步角逐。如果孙中山不顾人们的共识，一味坚持排满，反倒有狭隘种族复仇之嫌，妨碍联合大举的全局。

后人所用革命与改良的对立概念，不能恰当地表现或涵盖当时的政治分野。夏曾佑分为革命与革政二派，孙宝瑄则分为革命、变法、保皇、逐满四党。国会人士反对排满，有异于革命党，除此之外，他们便只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变革更为有利之间徘徊迟疑。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如果对革命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扩大到社会层面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关键在于，执政者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如何抉择。戊戌政变后尤其是庚子义和团时期清王朝的倒行逆施，把一大批开明士绅逼到与朝廷刀枪相向的绝境。用革命与改良的概念去看围绕正气会和自立军的宗旨矛盾与争论，无法全面观照革新人士具有广泛共识的反清变政意向与活动，不仅将大批革政人士划归保皇或改良，甚至疑及孙中山的反清立场。只有改变先入为主的观念，重新检讨史料和史实，才能如实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与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