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党（第10/20页）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陈少白关于两派合作的记载提供了另一种可信度较高的说法，即其从日本回香港时，梁启超托其带信给康有为，劝康与革命派合作，信由梁启超和几个同学反复商量后起草，交给康有为，却没有下文。后来梁启超从外国到香港，用日本人的名字，住在酒店，请其前往讨论合作事宜，结果圆满。复让陈少白和在香港的徐勤拟定合作章程，梁并专函交代徐勤。陈少白找徐勤商议，不了了之。[84]

其说于时间、人物、地点多可印证。陈少白于1899年11月9日和宫崎寅藏由香港抵达横滨，向孙中山报告兴汉会成立情形并呈印玺，其间出席了红叶馆送别会，见过梁启超，19日出发赴香港。[85]梁启超去檀香山，是用柏原文太郎的护照。至于到香港之事，虽然《汗漫录》没有记载，但到檀后仍有秘密来港的可能。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记，庚子春（应为己亥冬），丘逢甲在香港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陈腾风等合摄持刀并立小照。康有为于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27日）赴新加坡，唐才常亦于1900年1月8日到港筹款[86]，则其间梁启超或曾秘密到港，协商大计。[87]

尽管如此，梁启超似不可能直接向康有为进言劝退。如果真有此类“欺师灭祖”的言行，以康有为的性格及其对待弟子的脾气，师徒早已公开决裂。当时梁启超等人确有倾向革命之意，也向孙中山表达过合作愿望，甚至可能达成某种协议，至于上书康有为，或如陈少白所说，只是要求合作，而不一定涉及劝退和改变宗旨，更不是组织合并。

梁启超向康有为提出宗旨的权通，应是1900年4月12日致函后者谈及:

[光绪]万一不能待我之救，则彼时当何如？讨贼固也，然贼虽讨，而上已不讳，则主此国者谁乎？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

对此康有为坚持“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反对鼓吹自由，还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梁启超直言抗辩，指责康有为的言论与张之洞相类，坚持不肯放弃自由主张[88]，要求与革命党合作、江岛结盟以及主张改变方针，虽然不至于令乃师忍无可忍，清理门户，梁启超确有失宠于康有为的迹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有为只让他到海外筹款，而不许担当勤王运动的组织大任，甚至对其主动请缨也置之不理。

关于梁启超与兴中会合作及其倾向革命的动机，历来备受争议。就在两派积极商谈合作之际，兴中会在横滨华侨中的阵地被保皇会夺占殆尽。1899年1月横滨大同学校职员改选，革命党已在中华会馆失势。鉴于横滨华侨对兴中会一派的排挤日甚一日，孙中山怀疑梁启超从中作祟。梁启超辩解道:

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

他请犬养毅作调人，愿意当面向孙中山、陈少白等解释“踪迹不得不疏之故”[89]。

此后梁启超组织华人商业会议所，欲以课会费的方式筹集款项，7月30日会所告成，完全排除革命党，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遂以“横滨阖埠不平人”的名义发布公启，以示抗议[90]，又是由犬养毅出面邀集两派领导人进行调停。因为存在这些过节，早在1904年，《大陆》就载文指责梁启超用心险恶:

戊戌政变，梁着胡服走日本。时孙文客东京，交结日之权贵，如大隈伯、犬养毅等常与往还，孙氏供给，皆为是赖。梁初抵东京，不得不通款于孙氏，遂由孙氏之介绍，的纳交大隈伯等。未几即疏孙氏，且向大隈伯等下孙氏之石焉。……又由徐（勤）得纳交横滨商人，商人固素崇拜孙氏者也，梁至是更排挤之，无在不攻击其短，于是孙氏日东之一席，一旦为梁所夺，梁因此得遍游美洲、澳洲，无一日之困乏。[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