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14/25页）

然而，旧式纽带并不能保障保皇会的战略行动，其勤王计划迟迟不能付诸实现的原因之一，恰好是“办事皆东人”。保皇会内部也矛盾重重。梁启超与《知新报》因故失和，港澳之间则“气味不甚相投”[143]。王觉任等行为慎密，在澳同门刘桢麟亦不能预闻机要，办起事来互相掣肘。而一旦误事，又彼此猜疑推诿。康有为因“刚事”延误责怪徐勤，徐怀疑王觉任、欧榘甲告密状，力辩之外，且加攻诋。罗普也怀疑梁启超海外筹款“有不实不尽之言”[144]。

勤王不成，耗资无数，华侨责难日至，为了维系派别私利，康有为不惜嫁祸于人，他声言：“然今大事之付托，全在统兵之人”[145]，表面承担用人失察之责，其实是委过于领兵将帅，以解脱草堂弟子的干系。当有人追究海外捐款的用途去向时，康竟栽赃于何廷光。秦力山等专程赶到澳门查阅收支账册，才知何“仅为一挂名之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146]。何氏所扮演角色，本系康有为一手操纵。6月，何廷光无意中得知康因支款事责备徐勤，亦具函申辩。康为此函责徐勤：“此等内事，岂可告穗而生支离乎？”[147]排斥于前而嫁祸于后，为自保不惜害人，心术险恶，无过于此。

保皇会倚为心腹的广勇头目，多为骗棍赌徒，贪图利诱而来。康有为称正军主将陈翼亭之才为“众口交推，非独仆所信保。但太稳求全，非冒险家耳”[148]，对其笼络有加。其父病故，在保皇会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康有为指示总局奉以厚奠。[149]但事到临头，陈却不断抬高要价，“借运动为名骗去六万元”[150]。其他如版筑、三品等，康视为得力干将，为网罗到手，“所费不赀”，后来却“不能得其用，弃之难塞”。[151]梁炳光更指三品为“虎狼”，“今以供应不足，几有胁制反噬之心”[152]。另如梧州二陈，保皇会曾派陈默广、叶湘南专程前往调查，“大称其有人确凿。其头目数人来港索款数万为军装，不能应之”。事后康有为承认对他们“未能深知”。[153]另外，从清方详细查处的情况看，思恩康四也没有自报的聚众三万的实力。[154]

惨痛教训令徐勤三年后仍然心有余悸，认为：“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155]梁启超更将“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事父母，狎客奉妓女，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156]

康有为的父子兵同样不可靠。康同富奉命到广州后，与“必败事”的无用之辈交往，且十余日即滥用数月经费，令康有为大失所望，斥责其“糊涂若此，安能任事”[157]。他极力拉至的堂兄弟康有仪父子，还向清方告密。保皇会从檀香山、加拿大、日本等地粤籍华侨中罗致的所谓军事人才，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只不过略具胆识。就连梁启超极力举荐，统兵一路的横滨福和商店少东家梁炳光，也是“好作高论，无所表见”[158]。5月以前广东失机，总局固有援助不力之责，梁炳光本人亦仅谋及“可以聚多人”之法，还是梁启超提醒他：“徒聚之无益，当谋练之。”[159]

保皇会借重的另一力量，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以及参与变法维新的官绅，如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康吾友、陈宝箴、岑春煊、熊希龄、郑孝胥、黄忠浩、张棠荫等。他们具有反清（或当朝执政）变政意向，要求改变政变后的政治现状，但并无义无反顾之志，与保皇会同道而不完全同心。如黄忠浩虽在反复劝说下同意加盟自立军，担任前军统领，却认为这种行动“目的虽对，方法不行”[160]，态度消极。这些人在顺利时表现活跃，积极参与筹划，掌握地方枢要，唐景崧、俞明震分别担任广西、江宁的联络主持人，丘逢甲亦自愿具名于勤王檄文。一旦形势危迫，则或蛰伏不出，或袖手旁观，或但求自保，有的后来还参与镇压广西会党起义，屠杀昔日的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