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第4/28页）

其二，突出俄国与守旧派的关系，或明或暗地指示光绪如果不能复政，亲俄派的守旧党将使中国日益为沙俄所控制。9月25日康有为在与班德瑞会谈时就言词闪烁地将政变与沙俄拉上关系，指“皇上与西太后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了，因为皇上是为了英国而西太后则是为的沙俄”，甚至称西太后为“沙俄的走狗”。虽然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政变有任何外国的影响，班德瑞还是得出结论：“西太后的重新当政是一种退步，且对沙俄有利。”[21]梁启超致函李提摩太，也刻意指出：“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22]不无巧合，《知新报》刊登的“中国各省士民合呈上海英总领事禀”同样有此内容：“中国之势，现分二党，旧党恃俄之力，俄得旧党附和，必得中国。新党望英美之援，实欲力保主权，以与泰西均势而底太平。”[23]

相比之下，梁启超更加强调俄国对日本的威胁。9月27日他致函伊藤博文时称:

今者强俄眈眈，视东方诸邦如彼囊中之物，苟敝国不克自立，虽贵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敌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给矣。欲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女后及满洲党死心塌地愿为俄人之奴隶，托庇于其宇下，只求区区之北京无事，他非所计也。呜呼！自此以往，敝国其折而入于俄矣。

他进而表示:

启超等明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然日暮途远，不得不倒行逆施。彼女后及满洲党执国权则亡也，诸邦群起干预内政亦亡也，其为亡一也，宁借日本、英、美之维持，不甘为露西亚之奴隶。[24]

一个月后，梁启超致函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更将政变原因归纳为帝后、新旧、满汉、英俄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中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今西后与贼臣荣禄等之主义，一意求露国之保护，甘心为其奴隶，（虽未定有密约，然）露人外交政策最险而最巧，常以甘言美语钓饵人国，所墟之邦不知几何姓矣。今诸邦虽持均势之主义，各谋在我邦得额外之利益以抵制之，然我之伪政府惟露人之言是听，露人直欲以我政府为傀儡，而暗中一切举动将悉阴持之，以他日必至之势也。故使伪政府不更易，主权不能复，则于东方之局，各邦常为客而露人常为主。以客敌主，常处于不能胜之势，恐支那之全折而入于露，为时甚近矣，何均势抵制之可言？且即使能均势，能抵制，而亦非日本之利也。[25]其三，利用英、日两国彼此竞争的心理。康有为在香港见宫崎寅藏时就故意显示英国对其如何热情，试图以此作为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26]而写信给李提摩太，则称：“仆将诣贵国求救，道过日本，其国民思救我国情意踊跃，故暂勾留。”[27]梁启超在致大隈重信函中，也谈到国际局势的消长变化与各国的战略方针息息相关：“仆尝观英国近年来政策着着退让，未尝不为之顿足。见露、独之政策，或如鸷鹰，或如瘈狗，未尝不为之震惊。欧洲未来之胜负决于是矣，窃知贵国政府之必慎所择也。”[28]意在刺激日本大胆进取。

康、梁等人的言行如此协调一致，当是经过协商。如他们担心西太后和守旧党拒不还政，为了减少阻力，降低列强出面干涉取得成效的难度，提出赎买对策。康有为向英国人建议:

西后之废立，但为群小所牵率，以保全性命耳。若有大国剀切解谕，与之立约归政，请皇上待以不死，厚与数百万之供给，亦非不归政也。[29]

梁启超的主张与之相同，陈说则更为详尽，认为政变并非尽为西后之初意，而是满洲党担心改革不利于己，必须去皇上，才能阻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