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慈禧紧急叫停立宪改革，新一轮党争即将开始（第3/10页）

于是乎，洋务运动以“先国富，再民强”为路线，政府掌控经济，依靠的是官僚集团，对民众却有相当的怀疑和防范，只学习技术、购买武器不涉及变革政治体制制度的原则提出来了，老百姓获取资源发财的机会和手段可以因为洋务运动而有所放开，但说到底是必须要掌控在官府和朝廷手中的。铁路、电报、轮船等被引进了，但无一不是“官办”或者“官督商办”。在朝廷看来，以官府来掌控这些被引进的技术以及衍生的资源和财富，才是对过去几千年以官府掌控土地从而最终掌控王朝子民的一种换汤不换药，如果大家都有很多的机会去各自发财了，一切都交给“市场”了，那还会来找官府吗？还会听官府的话吗？这样做的结果只怕是“市场”的经济指向“市场”的政治，几千年以来，强势官府从未向世俗社会低头，这一切自然不能变——说得直接点，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得朝廷在洋务运动的“顶层设计”中，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全民共富，那反而会让他们无所适从！

总之一句话：大清之洋务运动，非国家之强大，非人民之共富，乃朝廷之万年！经甲午一战，这种所谓以行政权一权独大有效调动国家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弊病显露无遗。洋务运动没有证明君主专制体制的合法性，它只证明了改革这种体制的合法性，只证明了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土地上，以民为主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抗拒的，最后与明治维新不同的改革结果也表明：集权和立宪，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在集权中无法立宪，只会离立宪越来越远，摧毁立宪的一切基础。

好吧，现在让我们来替老袁总结一下吧，明治宪政表面“很奇葩”，实际上对宪政“价值观”却有深刻理解，结合日本的历史和实际，坚定地走“有日本特色的立宪道路”，该改的一定要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明治维新其实并不亚于一场革命，它造成了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平叛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战死人数过万，流血远超过大清5年后的辛亥革命，可它还是成功了，可以说，正是因为它的“大方向”对了。

现在老赵等人应该清楚了，老袁只是没有学习明治维新“天皇领导一切”的表面，而是学习了明治维新之实，学习了宪政的“价值观”。他的方案和明治立宪一样先设置责任内阁，只是因为大清和日本的立宪之路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是大清和日本共同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地方，而正是由于朝廷的改革要拿自己开刀，如果连“天皇领导一切”的表面现象也要照搬，那大清进行的应该不叫立宪改革，不过是想在皇帝集权独裁上又加上一个宪法的封套，便宜全占，义务没有，还成功地引入了一个强国的“国际惯例”！

谁也没有想到，最终能够突破“救亡”这种局限、摸到宪政“价值观”边的人，竟然就是没出洋的老袁！从根本上说，老袁的这个方案恰恰也是在反思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去坚定地走“有大清特色的立宪道路”。如果非要说它在实质上更接近于当时哪一种模式的话，那就是对皇权有所限制的德国模式。明治立宪原本就是学习德国模式，不知日本何以为兴，焉知大清何以为衰？用老袁自己的话来说，“朝廷学习国外的立宪，是吸收这个成果，并不需要连过程都一样”。即便如此，袁世凯同样没有照搬德国模式，前面我们说过，老袁设计的方案其实不只是“三权分立”，而是在把审计权、行政仲裁权独立出来之后造成了“五权分立”，也许连老袁自己都不知道，在这方面他竟然还有一个与他见解神奇一致的知音，这个人就是孙文。

以后我们会讲到，此时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他们得到了日本朝野的许多帮助，但孙文等革命党人从来没有把日本的政治模式当作自己学习和仿效的榜样，这也是因为孙文已经见识过西方世界，同样对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史料记载，几乎就在老袁和他的团队提出这个方案的同时，在海外的孙文也开始形成他那个版本的“多权分立”思想，后来孙文把他这个版本的思想概括为——五权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