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袁世凯为何反对立宪学习明治维新？（第4/8页）

而深受其害的还有另外一伙人——大臣。用御史张瑞荫的话来说，“自设军机处，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事实正是如此，在军机处成立之后的100多年间，确实没有像明代那样出现过权臣，但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像样的能臣，能够在历史上留下点名号的能臣几乎绝迹，实在是对得起“庸臣”这两个字。这也不能怪他们，“临时工”的身份原本就能造就一批又一批平庸的军机大臣，而那一对一秘密往来的“廷寄”其实就相当于皇帝在官场发动的“文字狱”，因为你不知道皇上对你周边的同僚发了什么指令，也不知道同僚们向皇帝秘密汇报了什么，皇上会不会叫人暗中监视你，同僚会不会背地里打你的小报告。在这种集权独裁而又神秘的政治环境之下，官员们也着实很不容易，他们也是“弱势群体”，那么就只有把自己的思想先阉割，手脚先捆住，多磕头、少说话而已。

而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军机处对大清最大的弊病，军机处最大的弊病是它对制度的伤害，军机处只是一个临时的“处”，并不是府，更别说是“部”，却能指挥大清的国家六部以及整个行政系统，为什么？因为它是皇帝大人亲自成立和直接管理的，只要是属于皇帝的机构，别说用一个“处”来指挥整个朝廷，给他个仨瓜俩枣都行。这就是说，军机处集中体现了千百年来君主专制王朝一个极为常见的特色：权随人走，小权随小领导走，大权随大领导走，最高权力随最高领导皇帝大人走。雍正大人是通过改组组织机构来实现集权——请注意不是只换人马，而是连组织机构一起换，后果就是朝廷中每一个新设的机构，其实都是在皇帝认为所谓行政系统效率低下和“政令不畅”的情况下，既不裁撤旧的机构，又成立这类新设的“临时单位”，迅速提高“政令畅通”程度。所以朝廷的机构才会越来越臃肿，权力中心也才会不断转移来转移去，下面官员们的脖子都摇酸了。

当皇帝大人可以借助他手中的权力，反过来创建一套“完整的制度”，然后以“讲程序、走流程”的方式来实现集权和独裁，比如“军机大臣兼职”它也是一套制度，“廷寄”它也是一套流程，别人又有什么办法？地方大员难道就不会模仿？后世难道就不会效仿？

现在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在这场改革之初，慈禧也是拉几个人，成立了政务处，虽然改革也是人心所向，慈禧也是没有办法，她不这么做，估计大清朝野都还在沉默和忍耐，改革也只能这么自上而下地发动。但就从权力运作的本身来说，慈禧同志此举仍然没有跳出权随人走的怪圈，人心所向的政务处在本质上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军机处”，是皇帝为达到自己目的又一次“制度创新”，而就是一次次的“制度创新”，被赋予了改革的假象。当100多年前的军机处成立时，人们津津乐道，把这当作了改革；当政务处成立时，人们又津津乐道，把政务处成立本身也当作了改革，却不知道离改革的本质可能还很遥远。

原来，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真的需要首先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对于大清来说，这样的制度，是从“人治”走向根本性的“法治”，就是朝野几乎人人都在翘首盼望的立宪。在这块土地上受过很多苦难的人们，他们应该生活在“诸神”的黄昏后，再也不需要一个代表上天的“神”，再也不需要一个接一个的“神”。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那已经反复证明了行不通，只有制度的力量才能时时保障基本的果实，却能激发更大的力量，让所有人都按照“人”的规律和规矩来办事——哪怕他是皇帝，想办一件什么事，哪怕是万分紧急的“军国大事”，哪怕本身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不能随便拉上几个人成立一个机构，就“只凭领导一发动，下面就干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朝廷意志、国家意志加于老百姓们的头上，再也不能有什么人能借着“制度创新”实现对专制擅权的偷梁换柱。军机处，它因为是皇帝简单粗暴凌驾于国家正常行政系统上的左膀右臂，所以在立宪改革中就要打掉这样的左膀右臂——对皇权做出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