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之乱的终极启示（第13/14页）

而接下来就是“要人”，“利玛窦原则”中处处以“受众为第一”的理念烟消云散了，某些地方的传教士竟然有了“传教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开始动用自己的权力，有的强迫整村整村的人入教，不入教怎么办？没关系，教会有的是办法对付，这就是清国地方官的那一套：罚款、抓人。或者向地方官府施压，规定教民可以少交税甚至不交税，教民触犯朝廷的法律必须先由教会过问。如此一来，教民队伍中除了那些真正的信教者，还有因生活无着落的“吃教者”，更有那些终于找到“组织”了的流氓、地痞、恶棍等“仗教者”，他们依仗教会的势力，欺压乡邻、抢劫财物、骚扰妇女，而当乡民们报官时，教会又会出面来保护他们。

在基层又是强占土地，又是干涉老百姓之间的司法诉讼，传教士终于引发了众怒，在百姓们看来，这些“拿经的侵略者”才是他们头上最重的大山，洋人比地方官府中的那些贪官污吏更加令人可恨。他们也知道，如今官府也怕洋人，朝廷也怕洋人，因而他们更担忧洋人会彻底夺走他们手中仅有的那几亩薄田、几间破屋、几块碎银子，因为他们拥有的，本来就不多。

怀着对失去一切的深深的恐惧，他们跟同样受到“欺负”的官府结成了某种精神上的同盟，他们对洋人爆发了极大的仇恨。“扶清灭洋”虽然是他们后来“抗洋斗争”中用来规避朝廷打击的“基层政治智慧”，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口号是十分吸引人的，只有它才具有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而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与其说是“扶清灭洋”，不如说是“灭洋扶清”，先灭洋，后扶清。这大概是大清的基层百姓的切身利益遭受到洋人侵占以后，于内心深处一个无可言说的期待与愿望，义和团运动，也是这种心结的总爆发。

然而，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一场悲剧便已经注定了：来自落后土地上的人们维护他们自己的正当利益，维护他们坚守的道义原则，而来自“文明国家”的人却用枪炮和武力剿杀了这种行为，为他们自己攫取了更多的利益。而作为这块土地上落后之源、陈腐之源的大清朝廷，恰恰承载着那些无助的人们的期望与梦想，直到它把这个悲剧推向极致：让无助的人们变得疯狂，让入侵者变得更贪婪，然后在这样的殊死对决中，朝廷举起血淋淋的屠刀朝向那些把期望和梦想寄托在它身上的人们，将“动乱”的罪名安在他们身上，将“战乱”的骂名留给侵略者，而作为罪魁祸首的朝廷却以传承千年的专制王朝的顽固生命力自我保全了——根据未经考证的资料显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义和团杀害的教民约2万人以上，而被八国联军以及朝廷剿杀的义和团民，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朝廷保全了自己，八国联军得到了银子，而团民和教民，这些大清的普通老百姓，他们为这场亲身参与其中的动乱和战乱付出了最严重的代价！

这确实是一场悲剧，即便是最出色的小说家也无法构思的最离奇和荒诞的悲剧，一场令他们的后人无法直视的悲剧，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悲剧”。它是大清百姓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为三千年的专制特别是明以来的封闭自守、思想禁锢付出的代价的总和，又是一场东西方交往史上，以及人类文明史上少有的灾难。对专制和封闭的反思不能为列强的残暴做出解释，同样，对八国的谴责也无法阻止对专制封闭的反思，这原本就是两个问题，只有全面地认识历史，那些真实存在过的人才会如此鲜活地走进我们的生命。

最初，他们是自发的基层维权组织“义和拳”，后来他们被鼓动，成了“合法组织”，残酷地杀害了许多教民和洋人，却也曾英勇地抗击过侵略者——但是自始至终，他们不过是朝廷的一个“正团级”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