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临幸后的龙榻上，鲜血如一张命运的地图（第5/5页）

摇摆不定的太宗皇帝对魏王李泰的偏爱使得魏王党形成，直接威胁李承乾的太子地位。于是，太子党和魏王党开始在贞观后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权力的争夺。

李世民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九死一生，血刃亲兄弟才夺得皇位，开创盛世。可以说，玄武门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

而他一直用自己的完美表现来试图掩盖昔日的血腥。他一直在极力规避皇位继承对帝国的影响。他对立废太子比别人多了更深一层的切肤之痛，他对培养太子到了极为严苛的地步，“搜访贤德，以辅储宫”，恨不得把全天下的有才之士都拉拢过来给太子当老师。

从李承乾被确立为太子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宗皇帝先后挑选了十余位“宿德鸿儒”的老臣、名臣担任东宫辅臣，包括房玄龄、魏徵等人。应该说太宗对太子寄予了厚望的，他希望自己的接班人能够接受天下最好的教诲和引导，从而使自己的帝国事业能够实现平稳过渡。

可太子李承乾根本无法体会父皇的良苦用心，又或者他受不了这份压迫身心的极端教育。他变得无心向学，忘记了自己的太子身份，整日沉浸于歌舞酒宴之中。甚至创新娱乐玩法，把一百多名奴仆组织起来习歌练舞，可见其是一个极具娱乐天赋的太子。

李承乾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路绝尘而去，世界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最后竟然发展到对严厉管教他的父皇心生怨恨，制订了暗杀和政变两套计划，想除掉太宗李世民。

李承乾由堕落走向政治人生的完败，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在李世民的高标准、严要求的高压态势下，身心的扭曲也是重要方面。

可惜唐太宗君臣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苛责中与培养继承人的初衷适得其反。这些辅臣们的谏言让李承乾烦躁不安，他曾经放话：“如果有一天我当了皇帝，谁要在我面前说三道四，我就宰了他，杀他个500人，看谁还敢说？”（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

既然太子李承乾已经被废黜，朝廷就需要立一个新太子。

魏王李泰明白李承乾被废已是必然，最可能和自己形成竞争的就是晋王李治。

为了博得太宗李世民的好感，李泰甚至表态，我有一个儿子，我死之日，当为陛下将他杀死，然后传位给晋王李治。

结果事与愿违，这句话让李世民大为反感。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朕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可以靠钻营而谋取。李泰为太子，则李承乾和李治均难以保全；若李治为太子，则李承乾与李泰均安然无恙。”

太宗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泰，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而李治能够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是因为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仁孝”与不争。

争夺太子席位的斗争，其实是大唐权力集团中关陇派与非关陇派之间的斗争。两派都想围绕将来的帝国接班人，缔造自己的势力，而争夺尤为激烈的是顾命大臣的席位。

由于李治得到了太宗皇帝最为信任的权力大佬——长孙无忌的坚决支持，导致李泰最终落败。自此以后，非关陇派的地位急剧下降。他们中许多极负盛名的人物，或者遭到飞来横祸，或者死于郁郁寡欢，或者被派往地方，离开中央的政治圈子，最后只剩下李。李与关陇派的斗争，对于武则天时代的来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