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与中国科学院（1956—1977）（第7/12页）

除简报组外，还有个典型材料组，负责去全国各地收集情况，了解先进典型，由科委的一位同志负责。还有纪要组，由甘子玉负责，“文革”后他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去了。整个筹备工作由刘西尧总抓。

当时去外地调查的人回来汇报，相当多的城市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对科研工作造成很大的破坏（课题停了、人员下放、仪器设备弄没了，等等）。这些情况在简报中大概都有所反映。在我们出了那期提问题的简报之后一段时间，我收到了刘西尧的批示，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到底林彪路线是极左还是极右”这个问题旁写了“形左实右”。我对此很不理解——因为我一直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我估计，刘西尧很可能把那期简报所提的问题或简报本身向更高层的领导汇报过，在得到指示之后，他再写了那些批示。

一直筹备到1972年夏天（8月），会议正式开始，在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举行。大约有几百人参加，各省、市、自治区除科技局的行政负责人参加外，都还有几位别的代表。开会就按省、市、自治区分组，科学院还组织了一些人当联络员，负责了解各组的讨论情况，反映代表们的意见和要求，各组写的简报也由联络员转交给我们简报组。

负责整个会议的领导小组是三个人——刘西尧、迟群、武衡。筹备组的原班人马改为从事会议的组织工作，仍分为简报组、纪要组、典型材料组等几个组，此外还有一个会议办公室（或秘书组），负责管代表们的衣食住行等。我仍分工负责简报组，老应当副组长，组员有孙鸿烈，还新增加了徐锦舫（原国家科委的）、刘晓桂（原综考会的）等。纪要组的负责人是原国家科委的甘子玉，江天水参加这个组。典型材料组还是由筹备期间的那位同志负责。

简报组在筹备期间是由白介夫领导的，在正式开会前，突然通知说白介夫要调到北京市科委，并且要率领一个科学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简报组改由武衡直接领导，出的简报由他批了就可以付印。接着又通知我，简报组由吴良珂（原国家科委的）领导，要出的简报经吴看后再送武衡最后审批。

当时吴良珂对我说：“送简报不用每天都直接去找我，你把简报弄好了，从我住房的门缝里塞进去就行了。”他大概起得早，这样第二天一早他就能及时看到。他看完后给武衡，武衡一批，我们就印（由刘晓桂专门负责跑印刷厂），然后拿回来在会议上散发。

会议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展大批判（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对科技工作的干扰和破坏），第二阶段进行专题讨论（讨论“文革”前的科技路线等问题）。开会时许多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们都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的。于是，由我们的联络员送来的第一份简报就是批极左的，然后，其他各组陆续送来的材料也是如此。只有上海这一组（上海受“四人帮”控制）例外，没有批极左，大家当时都觉得上海别出一格，对他们不满。

简报应如实反映会议的情况，于是，我们出的几乎每一份简报，都在批林彪极左。在筹备会议时，刘西尧就曾定下林彪路线是形左实右的调子。他对简报不满意，在开领导的会议（我也被吸收进去）时，不点名地批评了简报组。被他批了几次后，我们为了应付他，只好出了两三期批形左实右的简报。刘西尧此后就没再批评我们。

我们最初计划只出一种简报，可后来搞出了三种简报——“黑简”、“红简”、“钢简”。

熊：何谓“黑简”？

宋：就是我们最初出的那种，黑字铅印（报头也是黑的），发给会议代表。它们反映了会议的真实情况，在各组送来的材料基础上编成。我记得由联络员自己写的材料很少，各省、市、自治区科技局局长带的笔杆子写得较多。这种简报几乎每天都有，有时隔一两天出一期，有时一天出两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