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第4/8页）

1956年2月，南京大学心理系停办，人员和设备并入中科院心理室。12月22日，心理室正式扩建成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由南京大学校长兼前心理系主任潘菽任所长，曹日昌、丁瓒任副所长。

成立新的心理所，马上又面临方向、任务的确定问题。科学院党组——这时候张劲夫已经来了，接替张稼夫任书记——就于5月18日向中央呈送了一份请求报告。报告提出，心理所的任务是：“在我国建立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开展关于心理活动的物质本体、心理的发生与发展、基本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并与有关业务部门合作，开展教育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军事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的应用研究。”这一段话其实并不是院党组越俎代庖做出来的，而是心理室党组织商量之后报上来，院里再报给中央的。

1956年6月19日，中央宣传部写了一个意见，除同意成立心理研究所外，还提出：“心理学对象、任务与研究方法，是世界科学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因此，心理研究所成立后的任务，应该由心理学家来讨论，科学院党组可以不必对此做出决定”。通过邓小平，报告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同意中宣部的意见。

这个非常好的批复出现于陆定一在怀仁堂给文联和科技界作“双百方针”报告（1956年5月26日）之后。我想，中宣部能写这么一个非常开明的报告，跟吸取苏联的教训，改变自己的作风有很大的关系。

康生等“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

应该说1956年的这个批示是一个很好的转机，可不久之后的反右派运动又令“双百方针”名存实亡。1958年时，更是对心理学开展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批判。这个批判是从教育口弄起来的，其背景之一是“教育革命”。

“火”从北京师范大学烧起。1958年7月底，北师大党委和教育系党总支发动了批判该校心理学教研室两条道路斗争的运动，教研室主任彭飞教授、副主任朱智贤教授和几位讲师遭到围攻。北师大的心理学批判运动很快越出校园扩及北京、天津，乃至全国。8月中，北师大连续召开三次千人以上批判大会。心理所的潘菽、曹日昌和北京大学的唐钺教授等，也都被点名批判。批判的声势搞得越来越大，从学科的性质到任务，整个心理学科被批判得一无是处。“凡坚持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骨干，特别是老科学家，大都受到冲击，形成了人人过关”的局面。“更有甚者，强迫被批判的人写检查，在任意篡改检查者的原意后，又不经检查者的同意，就公开发表了。有的被批判的人不仅当了‘反面教员’，而且在行动上也不自由了，到校外去开会还得有人跟着；有的甚至免了职，罢了官，取消了党员预备期”。

在这次批判运动中，《光明日报》起了非常不光彩的作用。它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推波助澜，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发表了40篇批判文章和详细的动态报道——通常一天四版的《光明日报》不时被扩成八版，然后用两三个整版刊登批判心理学的文章。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又以惊人的速度出版了北师大组织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编写的两本《心理学批判集》。

这里面出现了很多可笑的东西。比如，潘菽说过，有一些非常初级的心理活动，跟阶级意识没什么关系，很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比如射击瞄准，是眼、手动作的协调，哪个阶级的战士都要经过这样的心理过程。资产阶级的部队，有射击准确的，无产阶级的部队，也有射击准确的。而那些批判文章的结论是，心理学是党性、阶级性很强的学科，是社会科学，所以它的研究只能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为了保卫祖国，天天训练，所以射击就非常准确。批判文章还说，我们的劳动人民，冬天照样做工、种地，他们不感觉冷。但有些富翁，他们冬天穿着皮袄，还感觉冷，所以冷不冷是有阶级性的。还有人说，对于大粪，资产阶级闻着臭，农民闻着香。真是闹了很多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