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 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第6/8页）

罗：我们做过的蠢事太多了。“大跃进”时，除搞大炼钢铁、粮食“亩产万斤”之外，还搞过所谓的“超声波运动”。它号称是技术大革命，实际上又是劳民伤财。当时认为，超声波效应很多，比如说可以用来养猪，用了它之后，猪增重很快。还可以把它用到很多科学研究上。普遍都要推广用超声波，全国搞运动大推广。没有那么多的超声波设备，就用土办法来搞超声波：先用自来水冲玻璃管，说那可以产生超声波；然后说这个东西也可以发出超声波，那个东西也可以发出超声波，各式各样的。但到后来都是一场空啊，哪有什么效果。

熊：一点效果都没有吗？

罗：正式机器搞出来的超声波，在少数领域，比如说用来搞破碎，可能确实是有用的。但我们用的是土办法，产生的是普通噪音，而要将它推广到几乎所有领域啊。

熊：“超声波运动”进行了多长的时间？

罗：在我们所进行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两三个月，没有效果，后来不了了之。

熊：您当时是不是担负有推广超声波的行政任务？

罗：一方面有行政命令，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不好反对。另一方面用不着我们做工作，基层自发地就做起来了。当时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大轰大嗡的氛围，你想阻止也阻止不住，至多只能不跟着起哄。我们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试了试，没有效果，也就算了。就这么回事。它跟大炼钢铁一样，也只是一种浪费。

熊：一个不成熟的、缺乏效果的东西，偏偏能扩大应用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那个时代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罗：那时候荒谬的事情多了还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的“深挖洞、广积粮”。你挖了很多洞，又有什么用？那时候明明知道挖的那些洞连小炸弹都顶不了，但你不跟着去挖一下，行吗？政治上的压力你受得了吗？

熊：我见过几个洞，它们把山都掏空了，会承受不住炸弹？

罗：但对城市而言，普遍是在平地上挖洞，一个小炸弹过来就将其震塌了，怎么可能用来抵抗核弹呢？

熊：有没有人站出来指明这一点？

罗：没有。我那时候有想法，但干还得跟着干，没话可说。

熊：看来，1949年以后，以思想改造为起点，以反右派和“反右倾”为高潮的对党外知识分子和党内精英的批判还是很有效果的：大家都不敢提疑问、发异议了，于是各种错误都大行其道。

罗：长期以来，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一直“左”“右”摇摆，存在着问题。从1951年批《武训传》和进行思想改造起，我们国家动不动就搞运动。一运动就说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就把他们弄出来批一批；运动一过，又来安抚两下。前者不用多说，大家都清楚；后者比如1962年的广州会议。在那个会议上，陈毅提出，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旧帽，加上无产阶级新冕。可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戴这些帽子？它究竟应当是何种属性？我甚至一直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属于无产阶级：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所以我应当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可运动一来，我就成了资产阶级，或者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其实，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既然我们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工作者就是生产力的代表。

我今天跟你谈这些事情，是希望以史为鉴。总括1976年以前这段历史，从实验生物所的实际反映出来的科学政策上的波折，有这样三个中心问题：（1）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2）在科研方针方面缺乏相对稳定性，未能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关系；（3）内行领导与外行领导的争论，缺乏从实质上对科学研究本身的体制、管理与布局的深究与总结。我们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希望你们能把这一段历史很好地总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