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 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第3/8页）

熊：您能得到朱洗的信任，看来是比较同情和理解科学家的。作为政策的执行者，您当时是如何执行“理论联系实际”这类科学家不太满意的政策的？

罗：后来还提所谓“任务带学科”、“学科带任务”。由于我们对理论研究和生产实际之间的关系一直缺乏深入的阐述，运动一来，它们和“理论联系实际”一样，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也是批判基础研究，使得做基础研究的人普遍感觉压抑。我认为科学要有积累，基础、应用必须平衡发展，不能老是以任务冲击学科，以应用冲击基础。于是，在制定所里的研究规划时，我曾宣称：一下子基础，一下子应用，我们无法应付，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是说，所里的研究布局保持基本不变，变的只是统计的材料。上面要基础，我就给基础方面的统计；上面要应用，我就给应用方面的统计。基础的发展不能变来变去啊，你今年要应用，明年要基础，三年两年一变，可研究工作能三年两年一变吗？你不考虑积累，能做出成果吗？拿姚錱来说，他原来是搞基础，研究昆虫变态的，思想改造的时候批判他，让他改搞肿瘤研究。肿瘤所涉及的其实也是分化问题——不正常的细胞分化。细胞分化问题在细胞学上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恶性分化也是一种分化，这方面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不仅仅如此，它还需要联系临床，联系实际，也是一个应用问题。我的对策是，你要理论的时候，我把它统计成理论，说这是细胞分化研究；你要应用的时候，我就把它统计成应用，说这是实验肿瘤。后来，姚錱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应用方面都取得了成果。在免疫学和细胞学上都有新发展；应用方面，比如说肝癌的甲胎蛋白早期诊断就是他们那个研究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来的，进而推广应用于医学临床。

保护朱洗们“过关”

熊：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见解、善于变通上级的欠妥政策固然很好，但您的“以不变应万变”策略难以推得很广吧？比方说，在1957年的时候，您能用它来敷衍上级，少把同事们打成右派吗？

罗：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感觉比较欣慰的。反右派的时候，虽然我们受到了压力，但直至最后，都没有在细胞所划一个右派出来。

这跟王仲良等中科院的开明领导有关。那个时候不是普遍要求搞指标嘛，几乎每个单位都要划几个右派出来。我们没划，办事处党委不但没给我们压指标，还非常主动地保护我们所的科学家。有一次，王仲良和胡永畅（办事处党委副书记）找李楚珩（细胞所支部书记）和我（细胞所支部委员）谈话，讨论如何评价和保护朱洗。“反右”开始后，对于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别的地方大多在考虑如何处理他们，而我们——办事处党委和细胞所支部——在一起商量如何保住他们。最后我们对朱洗作了这么两个结论：（1）朱洗是个爱国的有成就的科学家；（2）他也讲了一些错话，但人不可能一辈子不讲错话。王仲良、胡永畅和我们的意见一致，决定保他。

朱洗这个人嘛，性子直，怎么想就怎么讲。虽然现在看来，他讲过的那些话并没有错，但在当时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如果要抓他的辫子，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比如说……消灭麻雀运动你知道吧。1955年，毛泽东提出，麻雀是四害之一，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消灭麻雀。当时我国有两位著名科学家公开表示反对，说麻雀是益鸟。南方是朱洗，北方是动物所的郑作新。虽然现在看，朱洗是对的，但那时候认为他反对打麻雀是错误的啦。王仲良、胡永畅把我们的意见拿到市里去，后来总算得到一个结论，对朱洗要保，没把他划成右派。